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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虹
日前，數位經濟學家反駁了“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只有5個”的說法。香港大學副教授肖耿說，這樣的評價與現實不符，“沒有合格的經濟學家，2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卻破了人類歷史紀錄，很難想象有這樣的事！”(《南方周末》12月2日)
筆者倒想起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想向經濟學家們請教：康乾盛世有沒有“合格的經濟學家”？
如果把康乾盛世和其他各個時期相比較，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它都遠逾前代，具有歷史上罕見的集大成之勢，尤其是這個時期的經濟創造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奇跡：18世紀的中國工業產量占世界的32%，它在承受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壓力(中國人口從1億增至3億)的同時，滿足了清廷日益增加的財賦需求，并使經濟發達地區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在康乾時期，政府財政收入在長時期內保持了較高增長，公元1768年戶部存銀達7182萬兩，堪稱世界之最。
可是，這樣一個享譽世界的康乾盛世里，有哪一位是“合格的經濟學家”呢？康、雍、乾三位帝王是嗎？明珠、高士奇、紀曉嵐、和糰是嗎？當然都不是。翻遍清史，沒有一位“合格的經濟學家”，但是康乾盛世卻實實在在地持續時間長達115年！
其實，經濟學家與經濟發展是兩回事。近代歷史表明，經濟學家往往是經濟發展的“產物”，而不是相反。經濟理論是用來解釋經濟現象的，經濟理論的重要性決定于該理論所要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因此，從歷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評獎的情況可以看出，世界經濟中心在哪里，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就更多地出現在哪里，而不是相反。1930年前，大師級的經濟學家多出于英國，一戰后美國逐漸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經濟學的重心在經過20年左右的時間后，也隨之從英國轉移到了美國。由于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提出的理論，在世界經濟學界的影響自然較大，多數諾貝爾經濟學獎被他們所獲得，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事。
因此，從“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破了人類歷史紀錄”來反證中國有“合格的經濟學家”，這樣的邏輯是有問題的。我們不能否認，經濟學家在推動中國改革方面確實發揮了作用。但是，經濟學雖然是顯學，但在改革決策的過程中，經濟學家所起的作用有限；主流經濟學家確實在政府經濟決策咨詢中較多發表意見，但根本沒有決策權。
在反駁丁學良“5個論”的過程中，主流經濟學家不僅對其進行猛烈抨擊，還將自己與改革的成績聯系在一起，儼然將批評經濟學家與否定改革等同起來。這至少說明，一些經濟學家并沒有真正認識到為什么“5個論”會得到社會公眾的廣泛認同，更沒有對自身進行反省。古人說：“知不足然后有所為”，假如認識不到自己的不足，還忙于自我辯解，還能有什么“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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