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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
當全社會把關注的目光投入哈爾濱全市停水，這場因吉化公司爆炸引發松花江水體污染而導致的事件時，湖南冷水江市十多萬市民也遭遇了類似的全城大停水。一化工廠儲存池意外垮塌，廢水流入資江，導致資水污染物嚴重超標，冷水江市被迫停止供水12個小時。與此同時，重慶開縣天然氣主管道發生爆炸，兩萬人緊急疏散。
接連發生的三起事件，孤立看是個案，但把它們放在一個大背景下去觀察，實際上是我們20多年追求高速經濟增長帶來的惡果。換言之，近期密集的環境事件，預示著我們為環境付出慘重代價的時刻到來。
中國2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可以說是一場拼環境和資源的戰爭。GDP增長的同時，生產安全事故頻發，自然資源遭受不顧后果的掠奪式“大開發”。由于中國已經喪失將環境危機轉嫁給別國的時機和條件，所以，這種高速經濟增長，對環境的破壞更大更厲害。
統計顯示，我國1／3的國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為劣五類水，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1500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炎和呼吸道癌癥。有人計算，2003年我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占當年GDP的15%。而世界銀行2001年發展報告列舉的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中國也占了16個。因此，從生態角度來說，中國的環保到了最緊要的關頭。
記得“六五”期間，國家有一個重點科研項目，是預測“2000年的中國”。當時，中央各部委動用了400多名專家學者，運用數學模型對15年后的中國進行全方位的預測。斗轉星移，如今可以對當年預測的準確度進行驗證了。然而，結果頗耐人尋味：凡有關經濟發展建設方面的預測(如關于電信，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將成為我國持續發展的“瓶頸”的預測)，幾乎全部落空；而有關生態環境前景方面的預測(如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退化、沙漠擴展、沙塵暴、森林砍伐和物種消失，等等)，又幾乎全部成真。
之所以如此，除了預測者們未充分考慮到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問題外，主要是經濟發展中的體制、政策和資源定價問題十幾年來沒有多大改變。從體制來看，環境系統的整體性與行政系統的分割性存在矛盾，而地區利益、部門利益之爭，以及現行經濟政績的攀比機制，使這種矛盾加劇；從政策來看，在各項經濟發展戰略計劃和經濟政策之中，尚未考慮環境因素和體現環境成本；從資源使用和定價來看，資源初級產品價格相對偏低，環境等社會公共產品可以免費索取。企業生產成本中的環境成本不完全，這種環境無價、資源廉價的局面，不僅帶來了浪費和效率低下，還鼓勵了粗放型的生產消費方式，環境破壞和補償機制也就無從談起。
可以說，上述問題的存在，使得與我們生活緊密相關的生態安全，為之付出慘重代價，甚至抵消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利益。據世界銀行按照目前發展趨勢所做的預計，2020年中國僅燃煤污染一項導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經濟代價就高達3900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3%。以近期水污染為例，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將消耗大量財政支出。
沒有生態的安全，就沒有人類社會的安全。頻發的環境污染事件再次提醒我們，高消耗、高成本的破壞環境的高增長經濟，是一種自殺式的經濟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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