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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項“中國之最”：一位老人在哈爾濱某醫院住院66天，住院費用139.7萬元。而病人家屬又在醫生建議下，自己花錢買了400多萬元的藥品作為搶救急用，合計耗資達550萬元，但這并沒能挽回老人的生命。(本報曾有報道)出于對巨額費用的不解，患者家屬先后寫了100多封舉報信投遞給相關部門。11月30日《第一財經日報》報道，11月下旬，中紀委、中紀委駐衛生部紀檢組、監察部駐衛生部監察局聯手組成調查組，赴哈爾濱對此事進行調查。
當有關醫改的討論正在因衛生部對于新方案連番表態而變得更加令人矚目之時，由國家最高紀律監察機構中紀委牽頭的調查組進入哈爾濱的腳步聲，顯得意味深長。我不情愿看到，中紀委調查組只是奔著那一項“中國之最”的天價住院費而來，我們希望聽到的是，他們的腳步聲能夠與中國醫改的腳步和鳴共振？。
極端之事自然需要有極端處理之法。因此我們需要藉中紀委調查組對于哈爾濱天價醫療費這一樣本的剖析，來看清中國醫改20多年以來，作為公共產品的醫療衛生行為對于公眾的盤剝。從此角度說，550萬其實是很少的。而我們雖然都知道盤剝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們不知道它到底是多大的數目。同時，也就像衛生部所說的不爭論一樣，我們也并不需要借此來再度表明醫改是否成功，但我們需要弄明白的是，我們的錢是通過一種怎樣合理的方式，轉移到醫療行業里去的，而我們竟無能置一詞？
除了醫療對于公眾的盤剝，在與醫療機構打交道的過程中，患者是否有話語權，看來已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我們通常說的醫患信息不對稱，也就在于此。以哈爾濱天價醫療費為例，很難相像，如果不是“天價”得離譜，如果不是患者家屬先后寫了100多封舉報信投遞給相關部門，則很可能不會吸引中紀委調查組的關注。那么，這樣一起事件便會以現有體制下“體內”處理的方式，即由衛生行政主管部門來解決。而這種解決方式存在的弊端，已是人所共知。因此一些醫療體制相對完備的國家，通常由一個第三方的、中立而且權威的部門來處置醫療糾紛，而無需動用像中紀委這樣的權力資源。
越大的權力資源越不可輕用，一時動用，則必然有其非常之義，這是權力運行的一種常識。因此，對此番中紀委調查組選擇在這一時機適時奔赴哈爾濱之舉，我們顯然不滿足于一個個體的公道，因此，能否給出過去醫改20年來的一個整體解構，能否總結出一些可資借鑒的教訓，能否給出一個可以防止類似問題的辦法，無疑是中紀委調查組此行所承載的巨大期待。也正在這一點上，中紀委調查組對于哈爾濱事件的介入，應能對中國當下正在進行的醫療體制改革提供參考與依據。
楊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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