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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我們這里已經40年沒有北京的人來過了———這是一位窮縣官員對來本地調研的“北京專家”說的話。近日，“縣域經濟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對于參會的貧困縣而言，“十一五”規劃中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再一次點燃了他們脫貧致富的希望。不少縣的領導班子都全軍出動了。一些縣的旅游局局長、招商局局長、建設局局長也都隨行。縣長們在
會議間不斷向“北京的人”發出“到本地看看”的邀請。(《第一財經日報》11月28日)
從“已經40年沒有北京的人來過了”的慨嘆，到“全軍出動奔北京”的致富躁動，可以看出貧困縣官員似乎集體有一種“北京崇拜”。在他們眼中，北京非常神秘，北京高不可攀，一攀上“北京的人”致富就指日可待。顯然，這種“北京崇拜”，是很不正常的政治情感，崇拜中游蕩著計劃經濟的幽靈。
北京來的人———這個充滿著敬畏和景仰情感的符號，曾是計劃經濟形態下最流行的稱呼。“北京的人”象征著權威和命令，象征著資源的分配。權力和北京、人所以同構一體地粘連著，是由計劃經濟形態所決定。計劃經濟是一種“中央命令型”經濟，聚集于北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精英，設計出一個計劃框架，對全國的生產、流通、分配進行統一的資源調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權力都集中于北京，而且帶著極強的“人治”色彩，“北京的人”自然成為一種權力精英符號，被地方所崇仰。
“北京的人”符號中的權力精英色彩，應該是一個時代的背影。隨著政治發展的理性化，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權力改革的分權化，這種崇拜早該進歷史檔案館了。市場經濟既意味著權力的分散，也意味著精英的分散，權力與身份、地域分離，自然也就不會有什么“北京崇拜”了。可這么多貧困縣還有如此強烈的“北京崇拜”，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政治經濟發展中還存在著計劃陰影，計劃思維在許多領域還起著指揮棒作用；一是貧困縣發展中，許多官員的計劃思維還很濃厚，缺乏自主發展的市場意識。
如今官場中流行著一個詞：跑部錢進———指的是地方官員到北京來“跑”有資金、項目等審批分配權的中央部委。正如有記者所描述的，每次人大會議期間，每到年終歲末，各大管錢、管投資、管項目的部委門前，就聚滿了前來“跑部”的地方官員。此間，有些部委中的某些官員，下班比上班還忙，有時甚至出現同時接見不同省市進京“跑部”人員的場面。一些地方“跑部”的官員，甚至能如數家珍地說出一些掌管項目審批權的官員的愛人喜歡什么化妝品，孩子喜歡什么玩具。
“跑部錢進”現象的普遍，表明國家投資體制和財政體制中還存在著嚴重的計劃分配色彩。與“跑部錢進”現象對應的是“駐京辦”現象。各級地方政府均設有駐京辦，這些地方的“第二行政中心”，很大一部分承擔的就是“跑部”功能。在“跑部”才能“錢進”的轉移支付體制下，跑得動、有關系的地區和官員擁有充分的博弈能力，所以能成功地汲取到財政資源。而跑不動、缺乏關系的地區，自然就吸引不了“北京的人”的注意了。基于“跑部”能力的弱勢，貧困縣常常就處于這種饑渴中，越得不到的東西越感神秘，自然就很容易形成根深蒂固的“北京崇拜”了。
另一方面，這也跟不少貧困地區官員缺乏自主的市場開拓意識有關。對中央財政存在極高的計劃分配期待，活在“轉移支付”中，甚至把一地的全部發展都系于遙遠北京的垂青———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已經40年沒有北京的人來過”的怨婦心態。在如此自閉的計劃思維主導下，貧困縣如何能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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