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經濟學家看重個人名譽 誤導公眾視同犯罪

　　最近在中國，關于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的討論鬧得沸沸揚揚。一些經濟學家依靠其在經濟領域掌握的話語權為自己謀利。這些經濟學家的行為受到了民眾的強烈指責，連香港大學的丁學良教授在接受采訪時也忍不住表示“中國最多只有5名經濟學家”。那么，經濟學家到底應該站在怎樣的立場上發表看法呢，外國又是如何保障經濟學家的獨立性呢？

　　美國：重視保障學術自由

　　美國的經濟學家是否為某個利益集團說話？他們的學術獨立性到底如何？本報記者為此專訪了5位世界公認的經濟學大師，他們是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潘那格瑞、普林斯頓大學著名華裔經濟學家鄒至莊教授、卡托研究所貿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格里斯沃爾德、摩根斯坦利銀行首席經濟師羅奇和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威廉姆斯。

　　在采訪中，記者發現5位經濟學家都一致認為，美國社會具有尊重學術自由的傳統，經濟學家把學術獨立性看得非常重。這一方面是因為憲法第一修正案對學術自由提供了法律保護，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美國社會的權力結構比較分散。政府的權力受到限制，數量眾多的私立大學獨立于政府之外，絕大多數思想庫也不接受政府資助，這樣從根本上保證了經濟學家的學術自由。鄒至莊認為，美國的經濟學家之所以能在保持學術獨立性方面做得不錯，“這是美國學術體系多年長期演進的結果”。潘那格瑞告訴記者，像哥大這樣的學校，經濟學教授基本上都能夠做到學術獨立。為什么？第一，有終身教授制度。作為學校的終身教授，經濟學家享有工作上的絕對安全感，不會因為與校方持不同意見而受到報復和解雇的威脅。第二，相對豐厚的報酬。哥大的經濟學家年薪普遍能夠達到20萬美元，一些特別優秀的能夠達到40萬到50萬美元甚至更多。這也使得經濟學家沒有必要為了一點蠅頭小利就降低身價去做一些損害自身學術威望的事情。

　　格里斯沃爾德說，卡托研究所對接受資助有非常嚴格的規定。該所從不接受政府的任何資助，一般也不接受公司的捐款，它的運行主要依賴個人捐款。去年80%的捐款來自于個人，這樣就從經濟上保證了學術研究的獨立性，使得研究不受政府和利益集團的干擾。所以卡托很敢于批評政府，也很敢于批評利益集團。

　　從總體上講，美國的經濟學家都比較看重學術獨立性，但也有差異。一般的看法是：在大學里當經濟學家，獨立性最強。思想庫的經濟學家獨立性次之，主要是因為許多思想庫受特殊利益集團的資助，獨立性為此大打折扣。在私營企業工作的經濟學家獨立性更弱一些(羅奇反對這種看法)。在政府部門和國際組織工作的經濟學家獨立性最差。學術獨立性直接影響到經濟學家的學術成就。在美國，最好的經濟學家基本上都在大學里當教授。即使到政府部門和其他私營企業就職，最后一般還會回到大學執掌教鞭。潘那格瑞說，他本人以前在世界銀行工作過，后來之所以到了哥大，就是因為喜歡大學的自由氛圍。他說，在世行工作的經濟學家在公開場合是不能隨便講話的，即使有不同意見也只能內部提。他還舉例說，著名經濟學家、

　　5位經濟學家都對記者說，他們沒有兼職，沒有一個人去做公司的獨立董事。既然沒有兼職，也就不存在本職與兼職之間發生利益沖突的問題。潘那格瑞明確告訴記者，他把學術獨立性看得比金錢更重要。“如果有公司請我做獨立董事，我絕對不會在學術人格上跟公司妥協！”他還告訴記者一個真實的故事：“世界銀行知道我在貿易方面是個行家，曾經多次提出要給我一份工作，就是為他們撰寫一份報告，鼓吹一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好處。世行還承諾給我豐厚的報酬。但世行每次提出來，我都堅決推掉。為什么？不是因為我不喜歡金錢，而是因為我壓根兒就不喜歡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鄒至莊告訴記者，包括普林斯頓大學在內，美國的大學都對經濟學教授兼職做了嚴格的規定，以防止出現利益沖突。

　　如何看待

　　英國：信譽與制度并重

　　與美國相似，在英國，任何大學、政府或是公司左右學者看法都將被視為嚴重的不良行為。

　　牛津大學經濟系的吉里安·蔻茨教授說：“英國經濟學家在同行中的聲譽非常重要。”在英國學術界，學術聲譽早已經超越某些個人道德標準的范疇，而成為一種職業規范與準則。如果一個教授無論因為什么原因喪失了自己在學術方面的聲譽，他在這個行業中的事業恐怕很快就會因此而終結，這是因為有強大的系統制度在背后做保障。英國學術職位的晉升、學術人物工資的增加和社會地位的提高都是靠其他學者來評定的。整個學術界有一套由英國研究評測中心保護和強制執行的完善的獎勵制度。測評中心直接在大學投入很多資源，和研究者也有密切聯系。對于絕大多數學術工作者的評測，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于每天與他們在一起工作的同事的觀點。因此，英國的經濟學家如果因為某些個人利益而發表一些不公正的看法，很可能斷送自己在學術上的前途。而處在一個像英國這樣處處講信用的國家和社會，不要談事業，恐怕謀生都會因不良記錄而遇到很多困難。

　　除了學術聲譽外,英國還有一套有效的制度保證學術與企業和政府咨詢分開。英國一家公關公司的咨詢師說：“與亞洲相比，歐洲尤其是英國的學術界和政府、企業之間有著更大的鴻溝。這意味著通常學者不會作為顧問對某些比較實際的經濟或政治事務發表自己的看法。”大部分英國經濟學者都不會在媒體上對公共政策等事務發表公開言論。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約翰·瑞恩教授分析有以下幾點原因：其一，沒有動機。學者的職務晉升很大程度建立在學術成果上，如學術論文發表的數量和質量，而不是其在公眾中的知名度；其二，沒有時間。學校或者研究機構要求學者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如果一位在大學工作的經濟學家想要在校外兼職，那么他必須首先通知學校并提出申請，任何校外的工作必須在大學知情并允許的情況下開展。實際上，大學并不愿意其教員涉足太多的校外工作，因為這會大大分散他們教學和研究的精力；第三，英國學者的交際技巧出了名的差；第四，媒體很多時候需要馬上得到答案，可是學術型的經濟學家通常需要很多時間才能找到答案。

　　當然，也有很多經濟學家在大學之外工作，作為顧問受聘于政府或企業。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林頓教授說，一旦經濟學家選擇成為某個公司或者企業的顧問，就意味著他們立刻在自己身上貼了一個標簽———“我為這個公司工作，我的所有言論都將服務于公司的最大利益”。當公眾聽取這些顧問的意見時，自然而然會考慮到這些言論的局限性。

　　日本：經濟學者必須保持中立

　　“日本的經濟學家替誰說話？”，日本大學研究生院名譽教授、經濟學家加藤義喜在聽到記者這樣的提問時，流露出大惑不解的神色，經過記者的一番解釋，他好不容易才明白。他認為：“經濟學家的使命就是研究學問，為研究出有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經濟理論而努力，不是為了別的”。

　　在日本，無論是從事經濟理論、宏觀經濟還是從事行業或微觀經濟研究的專家一般不稱為經濟學家，而稱為經濟學者。日本通常將從事經濟研究的學者分為兩類：一類主要從事經濟理論和宏觀經濟方面的研究。這類學者主要是大學教授，國立經濟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他們主要從理論角度對經濟進行研究。這部分經濟學者的研究成果，主流媒體一般很少報道，所以不會對產業和普通投資者產生直接影響。另一類主要是以微觀經濟以及經濟實體為對象進行研究。這部分研究人員主要集中在民間經濟研究機構。例如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日本綜合研究所等。這些民間經濟研究機構除了接受政府委托的研究課題外，還接受民間企業委托。但他們必須保持中立立場，提供符合客觀事實的研究報告，如果是為了某個集團的利益而不顧事實顛倒黑白，誤導公眾甚至政府決策，將被視為一種犯罪。(駐美國特派記者 唐勇 駐英國特約記者 寇維維 駐日本特約記者 張莉霞)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