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出現學家荒 沒幾個大腕真懂中國經濟

　　“學家荒”、“教育荒”將導致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貧血與短視。急功近利的“自殺式GDP增長”，同經濟社會和諧發展背道而馳。中國必須加大教育的良性投入(絕非產業化)，必須下苦功培養造就大批名副其實的“師”與“士”。

　　最近經濟界最熱門話題，是“學家荒”。導火線是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的技驚四座之語。第二波是《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

一項調查：對丁氏“5個說”，83%公眾表示“支持”，近10%的人表示“不好說”，8.3%的人表示“反對”。第三波是諾獎得主、“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中國沒有一流經濟系”的直言。一時間，國內長期受寵的經濟學大腕們心里極不受用，似乎香港名流、外國泰斗為中國經濟抹了黑，也引起輿論界一片嘩然。

　　香港學者跟誰過不去？

　　筆者以為，中國到底有幾個真正的經濟學家，并非問題要害。真正值得關注的，是改革開放27年中，我們的經濟學家真正為政府決策、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人民幸福出了多少“好主意”？起了多少“好作用”？

　　“香港沖擊波”源于“郎顧之爭”。去年8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在

　　筆者聽到過議論，質問“香港學者跟誰過不去？”“怎么跟內地經濟學家沒完沒了？”公平說，郎、丁等香港學者并非跟內地哪個人過不去，而是跟內地經濟的“學家荒”過不去。他們的勇敢言行受到國人廣泛贊揚。

　　蒙氏“兩點論”的要害

　　蒙代爾的兩點論是“評判一個經濟學家是否合格有兩點很關鍵，第一，他對經濟到底了解多少？第二，是否有創造力？”按蒙氏標準衡量我們的經濟學家，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了解

　　“師”與“士”不可誤國誤民

　　筆者以為，蒙氏此番言論，對于歷來以洋尺為標準，唯洋人馬首是瞻的“家”們是一次不小的精神打擊。特別是舉出“家”們奉為“圣殿”的哈佛、耶魯等“洋學院”，更令“家”們赧顏。蒙氏“兩點論”的要害，在于指出中國經濟學家的致命痛處：那么多經濟學大腕，有幾個真懂中國經濟？有幾個具備解決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的創造力？又有幾個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出了大智慧的點子？不客氣說，不光是經濟界，在諸多其它學科領域，大本大本的著述滿天飛，有幾本能真正說明白中國的事？有幾本能說出真正有用的招？太多的“大部頭”，不是翻“洋腔”就是攥“洋料”，用“言必稱哈佛”之類唬人，拉大旗做虎皮。缺實事求是之意，多嘩眾取錢之心，著實令國人倒盡胃口。

　　有學者說，同中國經濟增長極不和諧的現象是，錢多了，“家”少了。丁氏有經濟學家“5個說”，法學界還有“一個也沒有說”，馬克思主義研究還有“人才負說”……國人痛感經濟爆發(戶)化，文化沙漠化，禮樂崩壞化，文明斷裂化的“四化危機”。

　　中國成倍增長的“師”(博、碩導)和“士”(博、碩士)，名副其實的比例到底多大？筆者不敢說沒有相當的有用之才，更不敢說沒有鳳毛麟角，但“博士還不如文革前的本科生”(一位洋諾獎得主語)，“國內有的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學系里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丁學良語)。如果算“刻薄”話，那么“中國大學擁有一流生源卻培養出眾多二流，甚至不入流的畢業生”(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語)，或者“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張維迎是九流，大多數人都不入流”(世界銀行經濟學家鄒恒甫語)等評價，算不算“客觀”之語呢？

　　筆者以為，“學家荒”、“教育荒”將導致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貧血與短視。急功近利的“自殺式GDP增長”，同經濟社會和諧發展背道而馳。中國必須加大教育的良性投入(絕非產業化)，必須下苦功培養造就大批名副其實的“師”與“士”。

　　筆者認為關鍵有三點：一定要會搞中國經濟學，不可簡單與西方經濟學“接軌”；一定要創新特別是“引進吸收后的再創新”，不可平庸于“拿來主義”；一定要恪守“學家”風范，不可“量錢裁學”。否則，再多的“師”與“士”，也難免誤國誤民。

　　(來源：香港大公報，作者：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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