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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力秋
日前，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王一江指出，經濟發(fā)展對制度有越來越多的要求，當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時，應該有相應的制度變革。
王一江是在分析制度經濟學整體研究現狀還不十分成熟以至于研究者無法對制度問
題做太多的預測時提出上述觀點的。
王一江說，國家和政府在整個經濟中占有多少資源，代表著最本質的制度發(fā)展水平。因為制度中很重要的內容譬如說法制和產權的保護，都和國家的行為、國家的力量緊密聯系在一起。在國家控制的資源過多的情況下，制度的其它內容都沒有保障。
兩種最為典型的制度是，王一江說，集權的國家以及與此相應的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法制的國家以及與此相應的受限制的政府、市場的經濟機制和以私有產權為主的經濟實體。
“對中國來講，需要弄清楚的是，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160年里，中國的制度變革是在什么力量推動下、朝著哪個方向發(fā)展的？”
王一江說，可以把中國制度演變的經驗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40年到1949年，這期間中國不斷地制造革命，不斷地想通過劇烈的制度變化為經濟的發(fā)展、國家的強大創(chuàng)造條件。這當中既包括孫中山的辛亥革命也包括蔣介石對軍閥的革命以及共產黨對蔣介石新軍閥的革命。這一時期革命的主要推動者是外國強權，其過程是戰(zhàn)爭的過程以及中國變得越來越貧窮的過程，戰(zhàn)爭除了破壞財富使中國越來越貧窮以外，也是為了取得勝利需要用更強的強權去戰(zhàn)勝過去還不那么強的強權，所以這一階段經濟和制度的互動使經濟越來越貧窮落后，政治制度也越來越強權。第二個階段從1949年到1976年，這一時期中國制度和經濟發(fā)展的主要推動者是獨立的中國共產黨和外國強權。
“為什么說外國強權在這個階段仍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呢？因為這一批的共產黨領導人都是鴉片戰(zhàn)爭以后出生，他們親眼目睹了中國的貧窮落后，腦子里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觀念就是如果我們不強大外國人就會欺負我們。所以，他們要富國強兵的概念是在外國強權的推動下牢牢樹立起來的。”
王一江說，這一階段中國富國強兵的方法是計劃經濟，因為這時期的政府是集權程度相當高的政府。但比較幸運的是，這一階段中國基本沒有大規(guī)模的內戰(zhàn)，在國內，政治上基本上是穩(wěn)定的，但發(fā)展經濟的方法錯了。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zhí)政黨與東歐國家的執(zhí)政黨有很大的區(qū)別，就是它始終和人民群眾息息相關。當它知道經濟極其貧困時人民群眾就會不滿，那么，出于維持執(zhí)政地位和加強執(zhí)政能力的考慮，它就要采取很多經濟改革措施。所以，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
回顧過去160年的發(fā)展經驗，王一江說，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先是采取了激烈的制度變革的措施，在經濟越來越落后、制度越來越集權這個惡性循環(huán)的道路幾乎走到了極端。然后中國共產黨改變了它的方針路線，用和平的漸進的方法實現制度的變革，現在中國正處在良性的互動過程中。
“中國的經驗對發(fā)展中國家應該具有普遍意義，目前學術界有兩個極端的觀點我認為都是不好的，一個就是認為所有制是無所謂的，另一個就是一下子跳到完全的市場經濟機制和以私有產權為主的經濟實體。有這種極端思維的人總想推動我們去干革命，這種革命的思維過程是中國過去很多不幸的源泉。”
所以，王一江強調，當經濟和政治的互動進入良性循環(huán)的時候，不要采取太極端的手段來干擾這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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