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需如何成為經濟增長新動力

　　作者：趙 曉 陳光磊

　　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到了一個微妙的關頭。外貿順差出人意料但注定不可持續，投資仍然是經濟增長的強心劑，但投資效率不斷下降，顯示出投資可能突然減速的危險的信號。再加上過去幾年新增生產能力可能帶來嚴重的過剩，人們越來越擔心中國快車會突然拋錨甚至重新陷入通貨緊縮。

　　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消費增長來促進經濟增長成為近期政策關注焦點乃至有可能成為未來新的發展戰略支柱。然而，許多相關的討論并不清楚中國的消費不足究竟問題在什么地方，因此也找不到解決問題的真正辦法。本文從一些基本問題入手，借助國際比較，分析高投資率、高儲蓄率和低消費率的成因以及三者關系，對以消費促進增長的戰略轉型進行提出新解：中國當前消費率走低既有經濟發展階段的客觀原因，更有結構原因，其中關鍵是政府和企業不斷增長的收入大多用在了投資上，因此提高消費率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主要不是挖居民儲蓄，而是要分流政府和企業的投資轉為消費。

　　投資率處歷史高位

　　這里的投資即固定資產投資扣除已有固定資產的銷售和轉出后的價值和土地的銷售。中國的高投資率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的投資率要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上世紀90年代以后的投資率要遠遠大于之前的投資率。

　　無論是與自身的發展歷史相比較，還是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較，目前中國的投資率的確相當高。與自身的歷史數據相比較，2004年投資率已超過1993年的47.6%成為歷史最高。與世界和一些國家相比較，中國的投資率比世界平均水平(20%左右�牳咭槐叮�是世界上投資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日本、韓國在其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投資率呈現從低到高、再從高到低并趨于相對穩定的變動過程。日本戰后逐步從低收入國家邁向發達國家，投資率從1952年21.3%逐步上升到1969年35.6%的高位后，在振蕩中(20世紀90年代日本政府實施“加快環島基礎設施建設”反周期政策，投資率曾有所回升)逐步下滑。韓國從20世紀70年代初“經濟起飛”到90年代中后期邁入“新興工業化”國家，投資率從1970年20.5%逐步上升到1991年39%的高位后，逐步下滑到2002年26.7%。而印度的投資率及國內儲蓄率比中國低很多，這也是造成中印經濟增長速度差異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國的投資率從1952 年到2002 年，一直保持在20%以下，近幾年略有上升趨勢，這跟其較低的國內儲蓄有關。

　　投資率高企之成因

　　推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一直是投資，而不是消費。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卻并沒有妨礙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高投資率形成原因的解釋很多，例如：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重化工業加速發展，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及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其中有兩個原因對投資率和消費率都有影響：一是城鎮居民住房制度改革；二是工業企業投資。

　　房地產投資快速增長，房地產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個新的支柱性產業。從1998年到2004年，房地產開發投資由3614億元增加到13158億元�熎骄�年增長率達到22.0%，比同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增速高7.1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由1998年的12.7%提高到2004年的18.8%。住房消費對其他商品具有很強的“擠出效應”，2004年個人購買商品房已占商品房銷售的90%以上，這也是為何現階段投資率高、消費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相對于居民和政府投資，中國的工業企業投資占GDP的27%-35%，是造成投資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居民投資，主要是住房投資2003年大約占GDP的6.7%，且有進一步提高的趨勢，但上世紀90年代以后，政府保持在3%-4%的水平。居民和政府投資占比與其他國家類似。而工業企業投資占GDP的比重則要遠遠高出，大約高出韓國11個百分點，美國20個百分點。這與工業的資本密集度相對較高是一致的，對于工業來說，資本帶來的增加值比例一般較高，投資也是一樣(在很大程度上投資來源于相對較高的未分配利潤)。事實上，對各國和各個發展階段的經驗研究證實，工業在GDP 總量中的份額和投資占GDP 的比例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

　　中國經濟結構的特征是，經濟增長嚴重地依賴工業的高速擴張(2004年工業貢獻了GDP 增長的72%)，在需求方面則嚴重地依賴投資。在這種資本密集型增長模式下，為了提升資本積累和產業結構，有限的資源被高度地動員起來，容易引發一些經濟問題，如城鎮就業增長乏力、個人消費的作用有限，以及資源和能源密集度過高等等。

　　投資率長期過高，還會增加資源與環境保護的壓力，也會使經濟運行繃得過緊，扭曲經濟結構，不利于投資與消費、重工業與輕工業、工業與農業的協調增長，不利于建立節約型社會，不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

　　高儲蓄并非資金過剩

　　高儲蓄也是支持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中國的儲蓄率已經高達46%。國民儲蓄持續大幅增加，2004 年占GDP 的比重約48%。盡管同期投資率高達44%，但國民儲蓄與投資的差額，亦即經常項目順差達到GDP 的4.2%。但是，儲蓄率雖然居高不下，但儲蓄轉化投資的效率不高，成為經濟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表現。而且，在目前金融改革沒有到位的情況下，高儲蓄還可能導致銀行業的風險累積。

　　中國、韓國和日本的國民儲蓄率都比較高，和其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有一定關系。我國近年國民儲蓄率的走勢與韓國1990年前后的情況有些類似，表明高儲蓄率可能與經濟發展階段有關。美國的儲蓄率過低，主要指的是美國的消費傾向非常高，導致居民儲蓄偏低。而一旦美國的居民儲蓄率上升，將會對進口產品的需求部分地轉向對國內產品的需求。

　　對中國來講，近幾年來，居民儲蓄保持了較高的水平和相對穩定，而政府儲蓄和公司儲蓄增長較快。由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政府稅收增長較快，導致政府儲蓄顯著增加，政府的儲蓄約占GDP 的7.5%，相比之下日本和美國政府的儲蓄約占GDP的2.2%和1%。中國的政府儲蓄中，對企業的資本轉移(如對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建設公司和商業企業)占GDP 的比重超過了6%。因此，加總起來，僅政府財政資金所支持的投資就占GDP 的10%左右——這差不多占總投資的四分之一。

　　家庭儲蓄率保持相對穩定，2000年以來大約占可支配收入的25%，占GDP的16%左右，居民儲蓄在國民儲蓄中所占比重已從1992 年的52.3%下降至2004年的41.6%，降幅達到了10.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非金融企業儲蓄在國民儲蓄中所占比重卻從1992 年的30.5%上升至2001 年的38.2%，增幅達7.7個百分點，達到與居民儲蓄基本持平。所以，中國國民儲蓄率之所以保持在高水平上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通常所認為的居民儲蓄率過高，而在于企業及政府儲蓄的迅速增長。

　　非金融企業可支配收入盡管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上升幅度有限，但由于其全部歸入國民總儲蓄，所以從其占國民總儲蓄的比重看，增長幅度也很可觀。企業可支配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在于國有企業效益的改善。2004 年中央國有企業實現利潤已達到4000 億元。而企業利用留存收益進行再投資，更容易受經濟周期的影響。

　　因此，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業傾斜，以及政府消費率的降低是我國國民儲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消費率的國際比較

　　消費率通常指一定時期內最終消費(總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一般按現行價格計算。由于經濟結構調整緩慢和金融資源過于向制造業傾斜，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緩慢，抑制了消費的升級。第三產業得不到充分發展。2004 年，第二產業占GDP 的52.9%，比1999年提高3.5 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占比31.9%，比1999 年還下降1.1 個百分點。教育、旅游、金融、醫療、家政等服務業發展滯后，制約了國內消費水平的提高。我國的消費率階段性下降。與一些國家相比，我國居民的最終消費率長期偏低15-20個百分點。

　　居民消費增速也明顯慢于經濟增長。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居民消費增速長期慢于GDP增速。按照當年價格計算，特別是2000年以后，居民消費連續4年慢于GDP的增長，年平均增長差距達2到3個百分點。不僅居民消費總量增速緩慢，人均居民消費水平提高速度慢于經濟增長的情況更加明顯。消費與投資增長不協調。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大國的投資率一般為20%-30%左右，消費率一般為70%-80%左右。由于消費與投資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投資率提高，消費率必然走低。2000年以來，中國投資率連年提高，消費率逐年下降。消費率偏低不利于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容易造成部分行業產能過量、供求失衡。

　　消費率偏低有許多原因，既與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和消費環境不成熟有關。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居民收入增長較慢；二是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斷擴大；三是未來不確定性因素增加，居民加大預防性儲蓄；四是居民支出結構的變化；五是消費政策和環境不成熟，使得新興主導消費品價格長期居高不下。

　　治理方案

　　我國當前國民儲蓄率和投資率整體上偏高，消費率不足，主要原因主要不在居民，而在政府和企業。國際比較的結果表明，我國國民儲蓄過高亦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政府和企業儲蓄率大大提高，企業可支配收入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為高投資率和過度投資創造了條件。減少中國的儲蓄對投資的結構性過剩，有必要采用結構性的措施。財政政策和公司治理措施應相應調整。

　　公共財政政策調整：要想辦法讓政府手中的錢從投資轉向消費，為此應減少財政對競爭性行業的轉移支付；加強政府在教育和醫療衛生領域的作用；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使用稅收機制根據其稀缺程度和社會選擇對能源和資源的使用進行調控。進一步完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

　　公司治理措施：要想辦法讓企業不斷上升的儲蓄轉為投資，其中關鍵是加強對未分配利潤的監控(未分配利潤已占GDP 的近20%)，使其更多地流向消費而不是投資；加大勞動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著重考慮制訂和執行分紅政策，國有企業包括向國家分紅。

　　在居民方面，通過金融市場的配合措施，加快推進金融部門改革，降低居民消費的信貸約束是關鍵。當前尤其要警惕的是因為房地產的調控而斷送了消費信貸的陽光大道。此外，就是大力鼓勵服務業的發展。除此之外，其他的政策例如通過轉移支付提高中低居民收入，都缺乏足夠的證據證明是促進消費而不是減少了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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