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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林伯強
石油價格上漲對中國的影響，至今仍沒有一個有說服力的定量或者定性的研究結果。在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中，石油占23%，而且長期變動不大。1978年中國人均能源消費是598千克標煤，當時石油占能源總消費的22.7%；2003年中國人均能源消費提高到1302千克標煤，石油仍占能源總消費的22.7%。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長不是由石油驅動的。但中國的繁榮
也離不開石油。表面上，中國人不會像美國人那么深刻地感受到高油價的影響。但實質上，由于低收入，中國人所受到的影響比美國人可能大得多，以目前的進口量計算，油價每漲一美元，中國就要多付10億美元。
中國作為石油進口國，且國內產量也不可能由于新發現而大幅增加，減少油價上漲的影響主要靠盡量減少消費。交通運輸占石油消費的50%，因此很多人把此次石油價格跳動歸因于(尤其是中國)機動車輛的大幅增長。2003年和2004年中國汽車產量分別增長了33% 和23%，新增石油需求的三分之二來自交通運輸業。盡管如此，2004年中國每千人擁有汽車24輛，仍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5輛；2004年中國汽車產量達到507萬輛 預計到2007年可達1400萬輛，而與目前年產400萬輛的韓國相比，以中國13億人口之眾，這一產量并不多，但這意味著中國的石油需求很難減少。為減少石油消費，中國可以考慮發展公共交通，使用高效能的汽車和減慢機動車的增長。但和其它政策一樣，總有其兩面性和約束性。例如，支持小排量的車輛會增加車輛總數，因為買得起車的人多了，而車輛多引起的交通堵塞又會增加石油消費。由于經濟增長快，人口城市化，人均石油消費量低，減少石油消費的結果至多是減低增長率。
控制石油消費的關鍵是價格。石油價格改革應供需雙管齊下。從供給方來說，應收足石油資源稅，從而提高石油企業的效率。近期國際油價上漲使國內原油開采行業利潤激增，而煉油企業大面積虧損。盡管二者同屬國企，盈利和虧損都歸國家，但定價機制的不明確和價格調整滯后會導致開采和煉油各方缺乏責任，不能激勵各方提高效率。
從需求方來說，要讓成品油價格與國際接軌，以提高需求效率和控制有效需求。中國能源石油價格的剛性和不充分性，是因為能源價格既影響穩定又影響發展。而對中國來說，穩定和發展壓倒一切。事實上，筆者認為目前理順油價不會產生太大影響。理由有三：一是擁有私家車的居民為數很小，不至影響社會穩定。二是中國的一次性能源消費以煤炭為主，石油所占的比重較小；目前通貨膨脹率低，調高油價對消費品價格不會有明顯影響；許多行業供過于求，下游廠家很難把油價上漲轉移給最終消費者，因此油價上漲在中短期內對中國經濟影響不大。三是2005年石油進口依存度預計為45%，在此基礎上，與國際油價接軌易為接受。
目前，中國資源產品價格因受政府管制而明顯偏低，資源價格改革在短、中期會提高油價，但改革不是為了“漲價”。如果政府認為某個行業或弱勢群體需要扶持，可以運用石油資源稅去補貼而達到政策目標。只要操作得當，透明的補貼可以限制對效率的影響。事實上，中國現在的低能源價格就是補貼，不僅補貼國內，也補貼國外的消費者。過去18個月來國際油價上漲80%，但未像以往一樣在全球范圍內引起相應的通貨膨脹，中國的廉價產品起了很大作用。
如果需求側的努力只能減低石油消費增長率，中國只有參與全球石油開采勘探。全球石油戰略投資關系到石油安全，而且漲價造成的損失可以通過油田投資的回報來彌補。但走出去的策略應考慮時機以及增強管理能力。
目前中國企業海外收購動作很大，給人迫不及待的感覺，容易向市場發出錯誤的價格信號。競購價格在當時看，總是偏高，但投資回報主要取決于今后的石油價格走向和競得者的管理能力。收購之后的管理，是中國企業面臨的一個大難題。對于大的石油企業收購，經常是買得起，虧不起。進一步說，政府對海外國企的非現場監管，只能根據報表反映的風險進行監控，其它風險很難防范。在能源合作方面，開采勘探領域的合作比較有可能實現，而對現成資產的收購則很難攜手。這就好比一張畫的餅和一張真餅，利益上的驅動肯定不一樣。因此，對聯合競購不要有太高的期望。
“中國能源威脅論” 會給中國石油企業的“走出去”帶來一定的麻煩，但中國油企走出去所面臨的種種阻力不能簡單歸因于此。中國目前的人均石油消費僅是美國人均的8%，世界人均的40%，“中國能源威脅論”本身并沒有說服力。重要的是，油價大幅上漲引發了國家對石油施加更大影響和精打細算的興趣。首先，能源價格高居不下給出了更明顯的能源稀缺的信號。其次，對于15美元一桶的油價和65美元一桶，政府的關注程度不同。在石油問題上，國家干預很正常。當石油進口國在為本國利益和能源安全爭奪石油的同時，石油出口國也在尋求擴大在石油領域的利益。今后政治因素在石油供應和石油價格的決定中會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對國外石油公司的收購中，充分考慮所在國的利益往往會推進成功的可能性。現有的和比較有潛能的油田大都物有所屬，中國石油公司到海外并購受阻是可預見的，而怎么解決是個案問題，對于成敗不必大驚小怪。
(作者系亞洲開發銀行主任能源經濟學家，本文為作者本人的學術討論，不代表所在單位的觀點和政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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