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穎和她的阜愛協會

　　本報記者 徐會玲 阜陽報道并攝影

    每個星期六下午，阜陽一中校門西側的英語咖啡屋就會變得人來人往，熱鬧非凡。幾十個上小學初中的孩子把自行車隨意地停在門口，走進了這間咖啡屋，依次在門口辦公桌的一個本子上簽字，然后進去隨意看書或者畫畫，還有一些人就只是呆坐在椅子上。一些同來的家長，三兩個聚在一起，或蹲或坐在校門口、樓梯口，偶爾說上兩句。了

解情況的人，會知道這是一些和艾滋病相關的人。

　　咖啡屋里不僅僅是咖啡

　　成排的椅子面對的是一個舞臺，有高腳凳，有小黑板，舞臺背后的墻上，圍繞會徽半環著一圈字：阜陽市

　　11月12號下午，一個母親帶著孩子來找張穎，希望能給自己的孩子報名，她和她的丈夫當年都有過賣血史，孩子的父親不幸感染了HIV，現在經濟狀況非常糟糕，也不敢讓鄰居朋友知道這些事。經過疾控中心的程醫生介紹，母親終于說服了自己的一對兒女，到阜愛協會尋找幫助。

　　“每周都會有新人來，今天已經是第五個了。”工作人員馬正洲忙著教第一次來的孩子填寫表格，一個叫施姍的女孩子手里拿著一些表格，仔細地證實孩子的情況，“華夏基金會要求非常嚴格，兒童信息有一點含糊就得重新確認。它能幫我們解決一部分孩子的生活費，但是要完成他們最后的要求，工作量非常大，只有我們幾個人是忙不過來的。”

　　阜陽很多農民都是上世紀90年代前期中原地區的大規模采血活動的受害者。當年為了生活條件的改善，成群成群的男女老少大清早跑到血站去排號化驗，想抽到自己的血，“胳膊一伸，扎一針；胳膊一蜷，五十三元”，這就是400cc鮮血的價格。從那個時候起，已經有家庭開始承受“抽血病”致死的代價，人們將其視為一場血疫；2004年夏天，阜陽地區共發現1068名感染者，270名因艾滋病死亡。根據阜愛協會的初步調查，這個地區感染艾滋病的兒童有20多名，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有800多名。

　　目前在阜愛協會登記在冊的孩子有319名，每月定期領取生活費的119名。在每月定期的下鄉時間和活動中心舉辦“歡樂周末”時，協會都會給孩子們發放衣服、學習用具、奶粉等物品。“衣服多是別人捐贈的，奶粉是青島圣元捐贈的，其他用品大多是我們買來的”。

　　給兒童發生活費是阜愛協會的首創之舉。對于每個兒童，阜愛協會每個月會給予100元左右的生活費。“剛開始的時候，我只看到了幾個小孩子，他們有些自己有病，有些失去了父母，有些輟學養活家庭。我自己看著難受就給他們一些錢，沒想到現在孩子會有這么多，兩三百個孩子，以后還會越來越多，我一個人怎么可能發那么多呢？”

　　但是錢又不能不發。“發錢是非常必要而且有效的，這些家庭不僅是因為有艾滋病的影響，還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貧困家庭，這些家庭年收入都不到1000塊。但給錢一定要適度。”張穎說，“現在我們的做法是，學前班的給50，小學的給80，初中的給100，高中的給150，這樣分開，將數目固定，就可以避免資金的提前消耗，同時也是非常符合實際的一種做法。”

　　目前，阜愛協會除了張穎，還有5個半工作人員，即1個會計、1個文秘、1個司機和1個學生兼職做志愿者，就剩下2個人能夠每月下鄉核實孩子家庭情況和生活費具體用途，單單華夏基金會資助的一兩百個孩子的工作都忙不過來。除了工作人員不夠之外，對現有人員的相關培訓也是張穎一直提到的困難之一。在中國，人們對非政府組織(NGO)的了解非常有限。在一個創業初期的民間組織中工作，基本上是完全靠工作來總結經驗。

　　包括張穎自己在內，也意識到了草根社會的民間組織存在著很多不成熟和缺陷。除了工作人員的來源和能力，還有每個NGO都要面對的經費問題。

　　張穎列出阜愛協會目前的經費來源：社會個人20%，政府15%，張穎個人20%，企業、組織等45%。國內的項目本就不好申請，甚至還會因為消息不靈通而錯過。前面提到的華夏基金會是目前惟一開始給予阜愛協會資金支持的基金機構。一個記者曾給她發過來一份可申請國家艾滋病防治委員會項目的傳真，但一看日期，截至日期正好是當天，讓張穎遺憾不已。

　　美國弗朗索瓦-克薩維埃-巴努(FXB)協會中國區行政主管詹尼斯·尼爾森女士來阜愛協會考察時，介紹了FXB的兒童救助模式，就是“家庭-親人-社區”三步驟，首先是孩子的家庭即父母，然后選擇親人收養，再其次也一定要在熟悉的社區中尋找孩子的寄養家庭。對于阜愛協會能夠同一個國際NGO的兒童救助模式思路保持一致，張穎甚為得意，這是她的本能認識，也許和她自己從小生長于父母離異的家庭環境有關。

　　孩子都是無辜的

　　“所有的孩子都是無辜的”，這是張穎從事兩年兒童救助工作之后最大的感受，但是，“不能指望感染HIV的人是有愛心的”，這也是張穎最為深刻的教訓。這位商人出身的民間組織負責人，憑一顆善心和堅韌的毅力，奔波了兩年，當上了300多個孩子的“媽媽”。當初支持幾個艾滋孤兒的熱情，在兩年超負荷工作中早已冷卻為理性判斷。

　　她的工作中相當一部分精力都要消耗在和家長的交涉上。由于艾滋病感染者多是一個村或者相鄰村落，人們很容易就會知道各自的信息，于是，每周六都有家長過來找張穎訴說自己的不幸，或者陳述協會的不公。“他們來找我幫助他們修豬圈養豬，我給病孩的奶粉其他人家也覺得不公平，甚至自己孩子考試沒考好上不了好初中也讓我過去說情，我只能跟他們不停地解釋，做思想工作”，每次提到這些家長，張穎頻頻搖頭。

　　某種程度上，周六下午的歡樂周末，有些孩子是奉父母之命必須前來的，因為每次活動，都會發兩袋奶粉或者一些衣物，更為重要的還有每個月發到每個孩子手里的生活費。關于生活費，如果有人沒領，張穎會親自送到家里去，這是很多家庭領取生活費的方式。但是一些家長總是不到日期就讓孩子來索取，讓張穎非常生氣，甚至于對這些孩子的家庭教育憂心忡忡。

　　對于這些，張穎早已經習慣了，但還是有讓她更為心痛的事情。今年5歲的王俊(化名)前年失去了雙親，去年有些瘋癲的奶奶也離他而去，當確定他也已經感染艾滋后，所有的親人都不愿照顧這個家族中的第一個男孩子。經過阜愛協會的協調和幫助，終于有一個家庭愿意接受王俊，協會每月幫助400元。這個家庭父母都是感染者，但還有勞動能力，家里有一對未感染艾滋病的兒女。

　　9月份，這家的女兒得到了出演一部關于艾滋孤兒電影的機會，給自己的家庭增加了很多收入。王俊的養父曾經試圖拋棄王俊，后來電影導演提到也需要王俊這樣一個角色，便繼續把王俊留了下來。盡管現在養父對王俊不好的事實路人皆知，可是因為當初王俊的伯父和現在養父簽了收養協議，協會也愛莫能助。

　　“我一直在聯系小俊的伯父，惟一的辦法是他提出把小俊接回家。我跟他說，你把小俊接出來，哪怕我們協會雇保姆照顧他！”張穎的這個要求還沒有取得小俊伯父的同意，現在只能等這位在外地打工的男人過年回家時再做思想工作了。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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