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豐：易憲容說他不會被收買我差點笑出聲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1月23日 13:46 《互聯網周刊》

　　薛兆豐

　　被稱為“香港教授”的丁學良先生，因聲稱“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和“他們把太多精力用來為某一利益集團說話”，引發了社會針對“經濟學家”的廣泛評論。自從前年郎咸平批評國企改革后，“經濟學家”的聲望就一直萎靡不振，而這次則跌到了新低。

　　看了對丁教授的采訪，我的感受是復雜的。首先，我在香港旁邊長大，對香港文化有感受，而這位“香港教授”說的“和諧社會”、“社會系統工程”、“要聽到來自不同學科的聲音”，都是典型香港人所沒有的思考角度。

　　出于好奇，用Google搜索一下，關于丁教授思考角度的疑團馬上解開了：丁教授原來是在內地長大和受教育的，這解釋了三分之一；他是國內學者于光遠的弟子，這又解釋了三分之一；而他更是

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則再解釋了三分之一。我是說，丁教授獲得的教育組合，使他把“替誰說話”的標準看得過重了。

　　首先，社會要發展和進步，不僅不能光指望那些公認為品德高尚的人，更不能仰仗那些自稱品德高尚的人；第二，社會并不是沒有品德高尚的人，但他們的道德力量，往往不能相應地轉化為社會發展的力量，也就是說，他們好心往往會辦壞事；第三，衡量學者的水平，不能以他們是不是替人民說話、或是否得到人民的信任作為標準。

　　最近有位經濟學家公開宣布自己決不會被收買，我聽了差點沒笑出聲來。一般人這么說，是大言不慚；經濟學家這么說，是大言不慚加不懂經濟。他還不知“邊際替代”為何物。據說這位經濟學家還堅持了六年批評樓市泡沫和勸人不要買樓。難道社會需要的就是這種拍胸脯的學者？不被收買就能保證他有見地？保證他的建議能造福人民？

　　經濟學是一門學科，從事這門學科的人只是在謀一份職業，他們不比其他行業的人更高尚或更卑鄙，我們不應該對從事這門職業的人寄與任何道德上的厚望。不是來自哪一門學科的聲音更大的問題，也不是來自哪個學科的人更代表大眾利益的問題；而是要把學術和為人分開，把動機和結果分開，才是社會的理性。

　　然而，丁教授對經濟學學風的批評，卻是一劑苦口良藥。國內“經濟學家”特別多，一是因為中國人喜歡拔高，把研究生稱為博士，把博士稱為教授，把教授稱為思想家；二是因為“經濟學家”格外吃香，都爭著用“經濟學家”的頭銜。雖然有“economist”一詞的中譯問題，但看其他行業，也沒有誰把配藥員稱為“藥物學家”，或把物理教師稱為“物理學家”的。

　　我自己并不喜歡西方的主流經濟學，不認為非要搞那些才算搞研究。而且，西方的經濟學研究也一樣是以金錢利益為導向的。哪個研究方向能找到贊助，人們就往哪個方向研究；什么樣的論文容易發表，就炮制什么樣的論文，里面的竅門多著呢。

　　我也不認為只有在學報上發文才能證明學術水平。經濟家塔洛克(G. Tullock)生平被學報拒絕的文稿不計其數，以致他在當選了美國南部經濟學會會長后，竟是這樣開篇致辭的：“你們學報拒絕了我投的每一篇稿子，但估計這篇演講你們不會不登，所以我得好好利用這個機會。”

　　然而，我的確認為國內的經濟學做得不專、不深、不正規。原因在哪里？現在人們分析的原因有很多，往往都落到個人身上，說這個人浮躁、那個人道德淪喪等等。我則認為，根源在于科研制度的安排。

　　說來也簡單，中國的教授缺乏收入保障，得四處覓食。美國的終身教授，其工資水平雖然只處于社會的中下等，但除非觸犯刑法或卷入師生戀，其教職可謂固若金湯。這樣的制度，把對學問真有興趣的人選了出來；長年累月搞放牧式的人海戰術，雖然浪費不少，但也使其學術水平不斷提高。中國的經濟學界乃至其他學界，都應該借鑒這個重要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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