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中國對外經濟政策 避免國家財富繼續流失

　　——關于“科學發展觀”與“新對外開放觀”的對話

　　對話人：

　　張幼文 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滕泰 銀河證券公司研究中心主任

　　文/本刊記者 岑科

　　“一個人非常餓的時候，只要有吃的就行。但在解決吃飯問題以后，就要考慮飲食的健康和營養了。”張幼文比喻說，“過去我們非常缺乏資本，所以必須大力引進外資。但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到了要注重引進外資的質量和效益的階段。”

　　作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幼文近期在各種場合宣講“新對外開放觀”：“所謂新開放觀，核心是開放，目標是效益。我們不能只講增長不講效益，只看數量不看質量，只想現在不想將來。”讓他欣慰的是，“大家都覺得是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銀行

　　與此契合的是，中國的國家宏觀經濟戰略正在發生轉變。在最近發布的“十一五”規劃建議中，科學發展和自主創新被列為重要內容。而在中美經濟官員聯合會議和央行行長周小川的談話中，“擴大內需”被視為減少中國貿易順差、解決中外經濟失衡的藥方。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邀請張幼文和滕泰就當前中國對外經濟政策轉型的重大問題進行了一次對話。

　　追求外資數量不符合科學發展觀

　　《中國企業家》：請問兩位，怎么用“新開放觀”和“財富流失”的觀點來理解“十一五”規劃建議中的科學發展觀？

　　張幼文：科學發展觀雖然已經提出了兩三年，但這次作為“十一五”規劃的指導思想出現，值得我們深思。談到科學發展觀，很多人已經認識到，GDP不是衡量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準確指標。我們要進一步問的是，在對外經濟關系當中，我們的外貿、外資政策以數量為導向，是不是符合科學發展觀？

　　從外貿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經常講，現在中國外貿的出口占全球6.5%，最高的德國也就是10%；進口占全球的5.9%，最高的美國也就是10.1%，中國似乎很厲害。但這僅僅是個總量。我們要追求的應該是價值實現。

　　以加工貿易為例，外國的訂單，原材料、零部件進到中國，進行生產，然后出口到國外。獲利最多的是誰？是國外的銷售環節、研發設計環節。中國僅以廉價勞動力參與生產，不管出口多少，只能獲得微薄的工資。

　　談到外資，我們經常說對外開放的成就，依據就是利用外資數量多少，但很少考慮利用外資所付出的代價，比如說內外資企業的所得稅差異。所有的企業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得到政府的社會服務，利用的公共產品是一樣的，甚至我們的優惠政策使外資企業得到更好的服務，但是外資企業提供的稅收更低，這就是我們付出的代價。

　　再比如說，現在我們的土地對外資批租，大量的成本投進去，生地變成了熟地，“七通一平”、“九通一平”的土地，只要有外資項目，再低的價格都批出去，這里面也有代價。土地是不可再生資源，價格是始終向上漲的。我們用現在的價格把今后50年、70年的土地一下子賣掉或批掉，這相當于一種財富流失。

　　所以，簡單的看外貿外資的規模不能體現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也不能體現中國發展的狀態。如果用科學發展觀去審視它，就要看它對國民帶來的實際利益，對一個國家經濟結構進步的影響，而不是看這些數字本身。

　　滕泰：以“蘇州現象”為例，蘇州市的GDP增長連續幾年是國內最快的，其GDP總額超過了重慶、天津，現在位居全國第四名。另外，蘇州吸引外資額去年超過上海是全國第一。但是蘇州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人均儲蓄的增長速度、居民社會零售品消費的增長速度、以及人均住房面積增長速度，都比重慶低，為什么以外資推動的蘇州模式會出現這樣的財富效應？

　　有人概括外資在中國是“占領市場，避開稅收，帶走利潤，留下GDP”，這不一定準確，但確實反映了一種現象。我們不是說要抵制外資，但就像張所長剛才講的，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要更多看重外資的質量，看它給本國居民帶來的收入效應，帶給政府的稅收效應，帶給當地產業的技術擴散效應。如果這些東西都沒有，僅僅有一個數量增長，引進外資意義就不大了。

　　政策不當導致國家財富流失

　　《中國企業家》：兩位在反思中國對外經濟政策時，都提到了“國家財富流失”的問題，你們所指的“流失”有哪些形式？

　　滕泰：除了引進外資中的不合理現象，還有貿易政策帶來的問題。近年來凡是跟中國進口相關的商品在全球范圍內都漲價，凡是跟中國出口相關的產品價格都下降。比如去年我們由于鐵礦石、鋼材、糧食、銅等大宗原材料的價格漲價，一年增加的進口費用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在出口方面，中國的紡織品成為各國反傾銷的主要對象，遭受了重大損失。

　　實際上，如果中國主動征收紡織品出口稅，減少出口，那么全球紡織品供應會減少，全球紡織品價格理論上應該上升(至少不會下降)。這樣，作為紡織品出口大國，我們的財富和福利損失要小得多。中國征收出口稅和歐美征收進口稅的財政收入效應完全不同：一個把稅收留給本國，一個把關稅收入送給外國。

　　然后就是匯率。你隨便抓一籃子產品過來做一個購買力評價，跟國外比，都能發現人民幣被低估了。如果說一個國家是封閉經濟，匯率低估一點，影響不大。如果是開放經濟，每年有大量的進出口，能源原材料采購很多，同時你的企業越來越多地向海外投資，居民也開始境外旅游，境外消費，這種狀況下，匯率低估無疑就是財富流失。

　　從歷史上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英鎊和美元的匯率比價是1:4.86，經過一戰、二戰，美國經濟崛起以后，美元對英鎊升值三倍。日本也是一樣，美元兌日元的匯率從七八十年代1:300多一直升1:100左右，日元也升了三倍。所以，一個國家伴隨著經濟崛起，其貨幣匯率的升值是不可避免的。

　　總之，由于種種原因，在整個國際貿易格局里，中國生產要素價格被低估，包括勞動力，地租和自然資源乃至公共服務的價格被低估，結果就導致國家財富流失。

　　平衡內外經濟的宏觀政策組合

　　《中國企業家》：請問張幼文先生，你曾說依賴國際市場太多會使經濟發展充滿不確定性，但我們知道，日本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一直伴隨著大量的資源進口和商品出口，這是否推翻了你的立論？

　　張幼文：這要看是什么樣的依賴。如果單單看外貿的數量，兩個國家的外貿依存度可能是一樣的，但當你分析產品結構的時候，會發現這種依賴其實是不一樣的，

　　日本是怎么發展起來的？日本七八十年代發展模式是向美國購買技術，然后它在世界市場獲得原材料，經過一定的開發，產品對外出口，所以它對外部市場的依賴也包含了許多自己的技術創新。

　　但是中國對國外市場的依賴主要是提供加工、組裝服務，這是一個本質特征。中國產品是一種替代性很強的產品，所有的發展中國家起步時，都能夠生產服裝鞋帽。所以中國的產品是一種買方市場的產品，因此它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滕泰：對這個問題我想做一個歷史的對比。16、17世紀的時候，英國的紡織業發展起來，向全球采購原材料，當時美國6、7個州全部給它生產棉花，它來出口棉紡織品。當時的英國，不僅僅是世界加工中心，同時也是一個世界利潤中心。到了今天，同樣是紡織業，輪到中國的時候，我們就變成了一個世界廉價產品中心。

　　加工中心有兩層含義，可以是利潤中心，也可以是一個承擔成本的中心。中國成為世界加工中心是一個趨勢。但成為怎樣的加工中心，這里面的內涵有很大區別。前面談到財富流失現象，改變這個狀況直觀來看要靠改善貿易條件，改善國際金融體制的安排，但從本質而言，還是要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才談得上在全球分工和財富分配中處于有利地位。

　　所以“十一五”規劃建議強調自主創新，最近有關方面又強調擴大內需，其實政策的重心都是一樣的。就是說，政府已經關注到，在改革開放過程當中，在參與全球財富創造和分配過程中，中國實際上是處于一種受侵害或者是一種弱勢的地位。

　　《中國企業家》：對于加強自主創新和擴大內需，你們的政策建議是什么呢？

　　張幼文：講自主創新，“神六”可以作為例子。“神六”可以說是我們技術研發的一個典型。但是我們要注意兩點：第一，它畢竟是政府集中投入搞出來的。第二，是在軍隊體制中搞出來的。社會大量的產品不可能利用這種模式。如果這種模式能夠對所有的消費品都有用的話，計劃經濟就成功了。所以從根本上說，整個國家的技術進步要靠市場。

　　此外，現代高新技術產品是一系列知識產權的組合，核心技術是一個基礎。在核心技術不能開發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考慮通過購買，為自己的創新建立一個平臺和起點。有了基礎，再根據中國的市場需求，進行二次開發，得到我們想要得產品。

　　關于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跟收入差距有很大關系。收入差距過高，導致了許多人只能進行基本的生活消費，而有相當一部分高收入的人消費增長緩慢，所以整個經濟增長靠出口拉動。根據很多國家的經驗，只有比較合理的收入差距才能夠提供比較高的總需求。

　　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已經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很重要。我們很多問題都跟農村落后有關。因為農村沒有發展，所以大量的勞動力流到沿海去打工，勞動力超額供給，把工資壓得很低。這一方面壓低了出口產品價格，一方面也是國內需求不足的原因。所以我們講財富分配，將擴大內需，講以人為本，這些問題實際上是連在一起的。

　　滕泰：我想針對擴大內需談一下宏觀經濟政策的組合。當前

　　如果對居民的收入有一個政策把它提上來——不僅僅是農民收入，包括城市里面最低工資往上抬、建立社保體系等，會起到擴大內需，減少外需的作用。

　　另外文章前面提到，隨著經濟崛起，匯率升值是不可避免的。這兩個政策具有增加企業成本、抑制出口的緊縮效應，因此要有擴張政策來對沖。

　　在我看來，有兩個新的政策可以選擇：一個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美國供給學派給里根的藥方——以減稅拉動經濟。因為中國現在財政收入增長很快，所以有能力降低稅收。尤其是外資企業的所得稅率比國內企業要低，兩個稅率應該統一。

　　另外一個擴張政策在信貸方面。在金融領域，貨幣投放量對經濟的影響遠遠高于利率變動。在中國的體制下更是這樣的，企業和居民對利率不是特別敏感，擴張信貸的效應比降息的效應要來得明顯。

　　總的來說，運用收入政策和匯率政策，再加上兩個對沖政策：一個是減稅，一個擴大信貸，這樣一個政策組合對于恢復中國當前的內外經濟平衡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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