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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西省陽泉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轟動全國的“賣官書記”武保安作出一審判決，判處武有期徒刑15年。在擔任翼城縣委書記僅8個月的時間內，武保安受賄及擁有不明來源財產的總額高達500多萬元。(見本報今日10版)
武保安不是第一個“賣官書記”，想必也不會是最后一個“賣官書記”。他之所以“名動全國”，乃是因為其在官帽交易市場上創造了“8個月斂財500萬”的紀錄———如此
驕人的“銷售業績”，似乎連前黑龍江綏化市委書記馬德這樣的批發大戶都未曾有過。
金融學者陸磊將腐敗行為分為低、中、高三類：低層次的腐敗是“雁過拔毛”式的流程腐敗，即當事人處于交易流程的某個環節而發生的尋租行為，常見者如權力部門某些經辦人員的“吃、拿、卡、要”等；中層次的腐敗是資源配置權腐敗，即擁有稀缺資源配置權的權力主體利用權力尋租，常見者如金融、土地等審批部門以權易錢等；最高層次的腐敗是“超越委托權而出售代理權的腐敗”，常見者就是“賣官”。
“賣官”者多是壟斷最高組織人事權的“一把手”，“賣官書記”們剝奪了公眾選擇官員的委托權，按照價高者得的原則出售官位，其結果必然是同流合污者趨之若鶩而清廉自守者被擠至邊緣。在武保安治下的翼城縣，不送錢者的下場就是免職，而不惜血本的行賄者非但可以保住烏紗，而且官帽的尺碼還可能越來越大。這樣“逼良為娼”的官場邏輯之下，吏治敗壞、污爛已成定局。同時，一旦賣官買官者占據了大大小小的公共職位，除了追求個人投資的最大化，他們往往沒有更多的雄心壯志。可想而知，當官員們一門心思撈回投資成本、擴大投資收益之時，哪會有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狀況的積極性？當地社會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民生岌岌可危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結局。而由于地方經濟凋敝，當官的收益必然大于做其他行當的收益，其結果又將刺激更多的人涌入官帽交易市場，賣官買官之風更強勁，地方經濟和社會民生將遭受更大的打擊……考察一下那些賣官之風盛行的地區，腐敗與貧窮相互轉化、相互強化的現象比比皆是。
中央早就強調，“用人腐敗是最大的腐敗”；而“賣官”行為無疑是用人腐敗中最為惡劣的一種。無論從性質還是危險性而言，賣官都堪稱為最高形式的腐敗。對于這種最高形式的腐敗行為，應當有最為嚴厲的懲治舉措。首先，完善民主制度建設，使官位的授予權牢牢操控于公眾之手，防范代理人侵害和剝奪委托人的權力，這是從源頭遏制“賣官”腐敗行為的治本之策———改變組織人事任免權過于集中的頑疾是刻不容緩的第一步。其次，加大對賣官買官者的懲處力度，讓買賣官帽的代價遠大于流程腐敗和資源配置權腐敗，這是打擊賣官之風的有效措施———否則，武保安落馬之后，難免還會有人“前赴后繼”、打破他“8個月斂財500萬”的記錄。
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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