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資產實現了增值 誰來負責人民資產的流失

　　葉檀

　　一層窗戶紙由一個作家捅破了：國資與人民資產不是一回事。

　　在周梅森致中國股市管理層的公開信中，明確提出“國有資產實現了增值，但誰來負責人民資產的流失”？周梅森無法像經濟學家一樣，對國資與人民資產做出精準的界定，但

憑著投資人的自覺，仍然說出了“我說的人民資產和國資部門高官們所說的國有資產不是一回事，我是指兩億中國人民已經流失了的資產，和在各強勢集團的掠奪中繼續流失著的資產”這樣的大實話。

　　長期以來，一些人身陷“國資流失論”不能自拔，并以國資保值增值的名義，對市場公平規則的建設進行了強力抵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股改，從股改方案投票開始，就有人認為對流通股股東的補償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在理論上有管維立先生的萬言書開道，在實踐上則有上市公司的平均對價方案暢行。一些地區的國資委甚至給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劃定對價底線，支付對價超出底線就要承擔國資流失的責任。這樣做客觀上將中小投資者財產與國資對立起來，而前者就是周梅森所說的人民財產，也即民間個人資產。

　　從資產的市場流通性而言，并沒有明確的屬性，只是按用途或者功能劃分為存款、風險基金等種類；而財產權確有歸屬，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一個最大的成果就是，合法所得的私有財產受到法律一視同仁的保護，憲法確立了各種財產的平等地位。

　　我們可將此法律理解為，不論產權歸屬，各種財產理應獲得一視同仁的對待，沒有哪一種產權有權凌駕于其他產權之上，獲取特權租金。這一規則基于如下理論，政府運行的財政基礎是稅收，而征稅是不分國資民資一視同仁的。也就是說，不論國資民資，只要經濟發展，則稅收穩定、社會欣欣向榮，如果以一種特權資本打壓草根資本，則市場萎縮，稅基不穩，對政府對民眾都不是什么好事。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4年，一些資源性與壟斷性國企支撐著贏利的大半壁江山，而大部分國企贏利下滑，難道有關部門不能從中解讀出財政基礎的隱憂？近5年來，作為民營企業代表的私營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的工業增加值年度增長率，分別達到22.8%和16.5%，明顯高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14.2%的水平。2004年民營企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超過60%，吸納就業人口超過1億，國有企業已不能凈吸納社會就業人員，而民營企業已成為解決社會就業問題的主渠道之一。

　　可見，國資特權不僅在法理上說不通，在事實上也不可行。仍以中國

　　國人建立市場經濟的經驗并非始于今日，但一直以來計劃陰影難除，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民企的紅頂在一段時期內成為常態。這些企業大都特權在手，或是用市場排他性銷售，或是在一段時間內以對其他企業進行市場禁入的辦法，行與民爭利之實。其理由不外乎民企稚嫩、市場無序，需要政府扶持，或是政府的支持是經濟跳躍式發展的前提，等等。回過頭來總結經驗，經濟史家們公認的是，這一經濟道路的選擇，阻礙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育，使民間市場先天性貧血，國家財政無法轉到以市場稅收為主體的健康軌道上。

　　當然，國企在某些行業可以體現其重要性，如在公共設施與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上，又如在經濟發展的基礎性資源領域中。要言之，國資的運用一要體現公益性，二要體現在基礎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完備性，而不是相反，成為“人民財產”的對頭。近些時日，國有控股企業又聲稱要在

　　退一萬步說，即便國資要爭利，也應在市場游戲規則允許的范圍內行事，而不是以國資流失為名，以權力為依托，制定潛規則，瞞哄投資者，讓人以為國資就是人民財產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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