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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每日新華電訊》上的一條消息說，鄭州市委托民間機構于近日完成的一項調查顯示：今年當地企業用于與政府部門“搞關系”的非正常支出，比去年幾乎翻了一番。所謂“非正常支出”，包括請吃飯、接待檢查、送禮、送紅包、報銷政府人士拿來的單據、地方“土政策”收費、強行攤派、亂罰款等等，有官員竟然拿著洗浴中心的100張票讓企業報銷。
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在解釋中國人為什么勤勞卻不富有時，把原因歸結為中國的制度機制不利于市場交易，人們的相當一部分勤勞對沖了制度成本所致——與“中國人勤勞卻不富有”對應的一種現象是“中國許多企業富有而不慈善”。何以“富有而不慈善”？似乎也可從“過高制度成本”中找到原因：企業與政府交往要耗費過高的“關系成本”，這種外在成本讓企業產生的“被剝奪感”，耗散了企業內生的慈善自覺和道德責任，外在的表現就是，對慈善事業并不熱心。在中國辦好一家企業非常不容易———這是中國企業家一起聊天時常常發出的感慨。是啊，由于諸種制度的不規范，與個人、同行、銀行、商業組織交往時要耗散大量的交易成本，這其中，最高的要算是與政府部門交往時耗散的“關系成本”：雖然《行政許可法》早已實施，但在調整政府與企業關系上，諸種潛規則起著實際作用，吃拿卡要現象越往下越普遍，土政策、小官僚、亂收費、瞎攤派等非制度因素壓得企業喘不過氣來。
確實，與社會有一種共生的價值關連，企業會產生一種天然的社會責任意識，通過慈善報恩社會———但這種道德感的實踐表達要有一個前提，就是企業要滿意于自身的生存狀態，即感覺“辦好一家企業并不是很難”———如果一切都按紙面上的制度規范辦事，那么一切都可以預期，辦企業自然不會“非常不容易了”，反之就會產生強烈的“被剝奪感”。
針對中國企業慈善不足的現狀，如今政府正以“企業公民”的理念動員企業參與慈善事業，讓企業這個共同體像公民一樣履行“社會責任”。很顯然，“企業公民”的定位，更多是從責任來說的——但我們別忘了，公民理念的首要價值是權利，責任是從權利推演出來的：一個公民，首先是一個權利的綜合體，然后才是責任。同樣，“企業公民”也是如此，我們要想讓一個企業像公民那樣履行社會責任，首先要在權利保障上讓企業有“受惠感”，而不是與政府部門交往中時時感受到“被剝奪感”。
正如很難有“制度底氣”指望一個有著被剝奪感的公民講公共道德一樣，企業同樣不會產生社會責任意識�！瓣P系成本”的存在并增長，表征著“企業公民”權利的弱勢。以完善慈善制度來引導中國企業的慈善行為———這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般的制度反思，我們需要有更廣闊的制度反思視野。
曹林，青年雜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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