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的變通了不起

　　本報評論員 何力

　　早晨看報紙，知道任仲夷老人去世。

　　整個上午都在為要不要寫一篇懷念他的文章猶豫不決。為什么？我只見過任老先生一面，是作為一個年輕記者在1992年春天的北京人大政協會議期間采訪過他一次。我相信任老

既不認識我，肯定也記不得那次采訪。我印象中寫懷念文字大體應是逝者的親朋好友、同事故里學生等，我什么都不是。

　　最終還是決定要寫幾句的動力應該說是來自《南方都市報》的社論——“緬懷引領我們的勇者與智者任仲夷”。社論說：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上，有一些改革者的勇氣至為關鍵；在改革開放的驚濤駭浪中，有一些改革者的智慧不可或缺。以思想解放、作風開明的官聲，憑糾正“左禍”、落實政策的能力，在中國歷史開辟新局的起點上決毅受命，在經濟改革的試驗田里耕耘播種，任仲夷這個名字，當然要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史書上留下濃墨。

　　任仲夷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頭五年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則是當時中國改革開放、創立經濟特區先行一步的“試驗區”。而任仲夷主政廣東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與今天自不能比——最大的帽子曾經是“特區除了國旗是紅色的以外，已經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了”。

　　這期間，任仲夷有不少傳世箴言，近幾天經媒體報道，它們再次進入我們的視線或喚起了我們的記憶。而記憶中1992年春天對任仲夷老人的采訪，印象最深的是他有關“變通”的高論。任仲夷當時已過78歲，為中顧委委員、

　　費些周折找來1992年3月21日的《中華工商時報》，報道的標題是《廣東十年一道令：改革開放》。任仲夷當時對我們說：“變通”是我在遼寧時提出來的。我查過許多辭書，“變通”不是貶詞。什么是“變通”，當按現行政策走不動時，就要想辦法，使之能夠更符合于客觀實際。“變通”不是變相。他的結論是：既講原則，又有變通，是為廣東快速發展的經驗。

　　任老的“變通”之于當時的廣東，擺脫了無聊的糾纏，贏得了發展的先機，使南粵大地為國人趨之。任仲夷的“變通”思想其實和鄧小平的“貓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簡言之就是實事求是，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僵化，不教條，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與時俱進。他們都是以人民能夠理解的話語，引領我們實踐經濟進步、思想解放和市場經濟。

　　任老的智慧不僅在于深諳“理論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樹常青”，也在一定意義上秉承了中國儒家文化中“實踐理性”或說“實用理性”的傳統。

　　所謂“實踐理性”或稱“實用理性”，有學者曾這樣解釋：“實用理性”就是它關注于現實社會生活，不作純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讓非理性橫行，遇事強調“實用”、“實際”和“實行”，以經驗論為思維基礎，主張以理節情的行為模式。

　　我們知道，中國的思想史一般而言都不獨立成學，邏輯也不大講究，也不強人服從，但也由此可見中國學人的自信。西學則喜歡弄出個是非曲直，總是多方求證，以為這樣可以接近真理。就不太復雜的事物而言，西學有其優勢。但是，世界之大，何等繁復，道路多歧，景象各異。世間既有大鵬，也有烏雀，有巨柏也有小草，非黑即白的簡單事物實在太少——中國的改革不僅之于中國，就世界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復雜艱巨之事業，邊實踐、邊總結，講原則，有變通，合情合理合常識。

　　誠然，也有學者認為中國

　　如何在“實踐理性”或曰“實用理性”的儒學傳統中發展中國人面向未來的新文化？我比較贊同李澤厚先生的觀點，他認為，“實用理性”并不是一個封閉的概念。不是一成不變的模式或形式，而是指一個活生生的過程中的結構原則或創造原則。

　　李認為，“實踐理性”注重吸取歷史經驗以服務于社會生活的現實利益。因此，在今日現代化的進程中，“實踐理性”作為中國人文化心理活動的結構原則，應該重視它，研究它。一方面，堅持和發揚那種重視經驗、歷史和現實效果的冷靜合理、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另一方面，保持和發展實用理性中那種樂觀而韌性的人生態度。

　　　中國的現代化歷史有一部分時間是被耽誤的，從這個意義上看任仲夷老人的“變通”之說，我們便看到了一個智慧老人渴望民富國強的急迫之情，殷殷之期。令人敬仰，發人深思。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