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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藥無醫比無藥無醫更危險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1月20日 10:56 經濟觀察報

  本報評論員 漏丹

  關于禽流感,最近一期的 《財富》雜志上有一篇很有意思的報道《禽流感:出色的公關=糟糕的藥品(For bird flu,good PR equals bad medicine)》。

  文中提到,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最近表示,抗禽流感的藥品達菲(Tamiflu),應該吸取以
前抗艾滋病藥品的教訓。當時,當第三世界國家正急需大量抗艾藥品的時候,大藥廠卻紛紛設立起了專利的門檻。“我們不希望聽到任何類似的爭論。”安南說。在此情況下,研制了達菲的瑞士制藥廠羅氏開始考慮是否讓發展中國家生產這種藥品。

  本來這是一件皆大歡喜的好事。對于羅氏來說,一方面它仍可以在歐美國家保證自己的收入,一方面也可以緩解外部壓力,創造良好的公司形象。羅氏這次無疑打了個漂亮的公關戰。

  但是《財富》的文章卻提醒人們注意到硬幣的另一面。文章指出,一旦沒有專利的保護,一些發展中國家就會濫用藥品。農民為了保證自己的財產,肯定會拼命給雞鴨和其他牲畜服用這種藥品。這可能會使禽流感病毒迅速對達菲產生耐藥性。這種擔心并非空穴來風,在1990年代,當時一種用于治療禽流感的藥物在被亞洲農戶濫用后,就徹底失效了。

  但是,為什么在歐美,人們就不擔心藥品的泛濫?為什么如果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藥品泛濫,就需要擔心耐藥性問題?此文的作者并沒有給出解釋。

  其實,癥結在于,“有藥無醫”比“無藥無醫”更加危險。

  這一點早已在中國的

艾滋病問題上被證明。去年政府在河南分發免費抗艾藥品,每個登記在冊的HIV病毒攜帶者人手一份。艾滋病有潛伏期,許多人根本還沒有到需要接受藥物治療的階段,但是當時醫院并不提供免費的專項檢測。農民們樸素地認為有藥總比無藥好。但是艾滋病藥品副作用比較明顯。農民一看有副作用,就擅自停藥;一旦停藥,他體內的病毒就可能對這種藥品產生耐藥性。

  在這個過程中,醫院和醫生嚴重缺位。首先,農村的村醫不懂這個問題,即便懂,一個行政村的村醫可能治療幾百個病人,也不能一一細細叮囑。其次,即便很多著名醫院的醫生甚至也不懂抗艾藥品。在艾滋病問題上,誤診問題不勝枚舉。我認識一位艾滋病病人,由于一位醫生草率地診療,他被告知需要停藥。產生的后果是:他只剩下最后一款藥品可以選擇,如果對這款藥品再耐藥,他就無藥可救了。

  河南為數眾多的艾滋病人,今后也必然為去年免費藥品的濫用付出高昂的代價。現在全球的24種抗艾藥品對艾滋病建立起了四道防線,一步步阻擋病毒,第一步不行就走第二步,四步之后就只能眼睜睜看著病毒肆虐了;中國現在只建立了第一道防線。如果河南那些已經變異過的病毒大量傳播,整個社會也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

  

醫療體制的不完善使得最先進的藥品不僅失去了回天之力,而且還可能產生相反的作用——促進病毒進化。

  另外一方面,中國的藥品仿制也存在很多問題。仿制一種藥品遠遠比仿制一個路易威登的包復雜得多。比如像印度的仿制藥廠CIPLA,之所以聞名世界,是因為他們的仿制藥幾乎能達到原研制藥品的水平,甚至有所超越。仿制藥同樣需要臨床試驗,此外還需要做生物等效性試驗,以便證明仿制藥與原產藥有同樣的效果。

  在中國,很多制藥廠所做的事情就是給包括CIPLA在內的國外制藥公司提供原料藥,或者仿制

知識產權過期的藥品。中國藥品研發一開始是沒錢,后來是被“寵慣了”。 既然總是能夠順手牽羊地仿冒別人的藥品,那又有什么必要冒風險、花十年時間和大筆金錢自己去研制新藥呢?國外平均每家大制藥公司每年都要投入幾十億美元用于新藥研發,而中國2000多家制藥企業加起來的投入卻只有10億元人民幣。

  因此,無論從發展中國家醫療體制的建設還是從藥品研發的角度來看,取消關鍵性藥品的專利并非明智之舉,反而可能釀成一場災難。對此,應予以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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