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藥無醫比無藥無醫更危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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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1月20日 10:56 經濟觀察報 | |||||||||
本報評論員 漏丹 關于禽流感,最近一期的 《財富》雜志上有一篇很有意思的報道《禽流感:出色的公關=糟糕的藥品(For bird flu,good PR equals bad medicine)》。 文中提到,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最近表示,抗禽流感的藥品達菲(Tamiflu),應該吸取以
本來這是一件皆大歡喜的好事。對于羅氏來說,一方面它仍可以在歐美國家保證自己的收入,一方面也可以緩解外部壓力,創造良好的公司形象。羅氏這次無疑打了個漂亮的公關戰。 但是《財富》的文章卻提醒人們注意到硬幣的另一面。文章指出,一旦沒有專利的保護,一些發展中國家就會濫用藥品。農民為了保證自己的財產,肯定會拼命給雞鴨和其他牲畜服用這種藥品。這可能會使禽流感病毒迅速對達菲產生耐藥性。這種擔心并非空穴來風,在1990年代,當時一種用于治療禽流感的藥物在被亞洲農戶濫用后,就徹底失效了。 但是,為什么在歐美,人們就不擔心藥品的泛濫?為什么如果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藥品泛濫,就需要擔心耐藥性問題?此文的作者并沒有給出解釋。 其實,癥結在于,“有藥無醫”比“無藥無醫”更加危險。 這一點早已在中國的艾滋病問題上被證明。去年政府在河南分發免費抗艾藥品,每個登記在冊的HIV病毒攜帶者人手一份。艾滋病有潛伏期,許多人根本還沒有到需要接受藥物治療的階段,但是當時醫院并不提供免費的專項檢測。農民們樸素地認為有藥總比無藥好。但是艾滋病藥品副作用比較明顯。農民一看有副作用,就擅自停藥;一旦停藥,他體內的病毒就可能對這種藥品產生耐藥性。 在這個過程中,醫院和醫生嚴重缺位。首先,農村的村醫不懂這個問題,即便懂,一個行政村的村醫可能治療幾百個病人,也不能一一細細叮囑。其次,即便很多著名醫院的醫生甚至也不懂抗艾藥品。在艾滋病問題上,誤診問題不勝枚舉。我認識一位艾滋病病人,由于一位醫生草率地診療,他被告知需要停藥。產生的后果是:他只剩下最后一款藥品可以選擇,如果對這款藥品再耐藥,他就無藥可救了。 河南為數眾多的艾滋病人,今后也必然為去年免費藥品的濫用付出高昂的代價。現在全球的24種抗艾藥品對艾滋病建立起了四道防線,一步步阻擋病毒,第一步不行就走第二步,四步之后就只能眼睜睜看著病毒肆虐了;中國現在只建立了第一道防線。如果河南那些已經變異過的病毒大量傳播,整個社會也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 醫療體制的不完善使得最先進的藥品不僅失去了回天之力,而且還可能產生相反的作用——促進病毒進化。 另外一方面,中國的藥品仿制也存在很多問題。仿制一種藥品遠遠比仿制一個路易威登的包復雜得多。比如像印度的仿制藥廠CIPLA,之所以聞名世界,是因為他們的仿制藥幾乎能達到原研制藥品的水平,甚至有所超越。仿制藥同樣需要臨床試驗,此外還需要做生物等效性試驗,以便證明仿制藥與原產藥有同樣的效果。 在中國,很多制藥廠所做的事情就是給包括CIPLA在內的國外制藥公司提供原料藥,或者仿制知識產權過期的藥品。中國藥品研發一開始是沒錢,后來是被“寵慣了”。 既然總是能夠順手牽羊地仿冒別人的藥品,那又有什么必要冒風險、花十年時間和大筆金錢自己去研制新藥呢?國外平均每家大制藥公司每年都要投入幾十億美元用于新藥研發,而中國2000多家制藥企業加起來的投入卻只有10億元人民幣。 因此,無論從發展中國家醫療體制的建設還是從藥品研發的角度來看,取消關鍵性藥品的專利并非明智之舉,反而可能釀成一場災難。對此,應予以高度重視。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