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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萬興亞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楊立雄副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將活著的親人送進火葬場”這樣的事情發生在現代社會，不僅違反了倫理道德，更觸犯了法律。但是，他認為，在譴責當事人的同時，我們更應該反思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追究造成這一事件的社會根源。
我國社會保障實行城鄉二元體制，占人口比例較小的城鎮居民占有社會保障資源的80%以上，廣大農村居民僅僅占有不到20%的資源。這種分配上的不合理，特別是社會救助制度的不完善，造成農村貧困人口及邊緣性群體生活越來越困難。截至去年年底，全國縣以上的城鎮全部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救助人數達到2200萬多人。而在農村，只有914.1萬人得到救助，不到總人數的1%。在全世界191個國家中，我國衛生費用的公正性居第188位，倒數第四。大城市的人均衛生費用是農村貧困地區的3～4倍甚至是6～7倍。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缺位尤其突出。
楊立雄介紹，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在農村建立了合作醫療制度。但是隨著20世紀80年代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該制度趨向瓦解。到上世紀末期，開展合作醫療的村不到4%，絕大多數農村居民失去醫療保障，家庭和個人成為農村居民醫療保障的主體甚至是惟一的主體，醫療費成為農村居民的沉重負擔。
他還談道，最近5年，農村人均收入年增長2.4%，而年醫療衛生支出卻增長了11.8%。從1995年到2003年，人均住院費用由1667.8元漲至3910.7元；人均門診費用由39.9元漲至108.2元。從調查的結果看，農民一次大病的平均花費(包括藥費、治療費、交通費等在內)達到7051元，基本上相當于一個三口之家一年的全部收入。而且，越是有大病重癥和慢性病人的家庭，其生產和勞動能力越容易被損害，收入也相應減少，所以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比較普遍。
楊立雄說，正因為如此，農民生病只能“小病扛，大病拖，聽天由命”，部分家庭甚至為此傾家蕩產。從這個角度看，尤國英親屬的做法盡管應予以道德審判和譴責，但也有其無奈的原因。
因此，楊立雄說，解決農民“看病難”，政府非得痛下決心不可，須下大力氣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才能避免類似悲劇再次上演。
楊立雄為此開具的藥方包括推廣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建立醫療救助制度和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他提出，要擴大醫療救助對象，將范圍從“低保”延伸到低收入且沒有醫療保險的家庭，為符合條件的患者提供20%～50%的醫療價格折扣，并對被救助對象的掛號費、治療費予以補貼等。
對于農民工，楊立雄說，至少應建立從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到社會救助在內的一套完整的保障體系。
本報北京11月17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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