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郎咸平對中國經濟和產權制度不太了解

　　華生

　　今天大家討論經濟學家的貢獻和經濟學評獎的問題，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但首先一個問題是怎么來衡量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中國傳統上是一個官本位的國家，如果按照對政府決策產生的作用和影響，那么，官職高的人發揮的作用肯定比研究人員要大。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評獎，恐怕以后得獎的范圍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

要評獎，要講貢獻，首先就要有規范和標準。

　　經濟學貢獻不應以官階評價

　　客觀地評價，目前中國的經濟學基本上還是一個應用經濟學，因為我們過去改革前跟著前蘇聯模式走了一段歧路。作為市場經濟的理論研究，我們還是后來者。從世界普遍適用的一般經濟學理論角度看，中國還談不上做了什么貢獻，好像也沒有誰做了什么顯著的貢獻。

　　當然，我們也不能低估自己。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是個大國，解決中國問題就有世界意義。按照目前諾貝爾獎的評獎情況，有的經濟學家只是在某個很專門很狹小的領域做出了創新和貢獻，就可以獲得

　　那么，我們現在評獎的真正意義是什么？是真正從經濟學的角度對中國面臨的重大經濟理論問題、經濟改革問題、經濟發展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創新見解，自己的理論框架，然后又在理論上得到普遍認可，或在實踐中被證明，起到了重大作用。我個人比較傾向這個標準，也許這個標準不適合于老人，但是至少從中青年開始就應該這么要求了。否則如果按官階來評價就沒有多大意義了，也不會有多大影響。

　　專業領域之外謹慎發言

　　改革開放以來的長時期中，經濟發展、經濟改革是中心任務，這樣容易把經濟學家的作用放大。現在建設

　　當然，經濟學家也是一個公民，作為公民可以對社會問題有自己的見解，但你不是作為經濟學家去發表意見。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是分工，那么，經濟學家就講你專業分工之內的事情，其他不太懂的事情，發表了也只是凡夫俗子之見。

　　去年郎咸平事件給了經濟學家一個很大的教訓，就是像他這樣對

　　西方國家有MBO的是極少數案例，是很特殊的情況。如果老板因為某種原因不要自己的一家分店了，他說你們經營者愿意收就收吧，那是可以的。但這不可能是方向。如果現代企業都是管理層收購，都變成了個體戶、私人經營，那就不存在什么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問題了。現代產權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研究的都是所有者與代理人的關系問題，代理人都變成了主人，那還研究什么？

　　建立標準以規范主流

　　其實，中國經濟學研究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主流，即缺乏標準和規范，缺乏什么是好什么是差的比較和評價。從老一代經濟學家開始，大家都有小圈子，形不成一個綜合的評價體系，這樣水平自然也沒法提高。經濟學界本身不規范，沒有評價標準和體系，那么可以靠什么呢？那就是靠媒體了。但是，商業化社會的媒體，迫于競爭和為了吸引眼球，往往是快餐經濟學、標簽經濟學、新聞效果經濟學。結果經濟學的研討會，要請電視臺的明星來主持，或者直接訴諸大眾媒體。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評價，不是靠領導重視和職位，就是靠媒體的包裝度和曝光率，這不能不是中國經濟學研究的悲哀。問題的根子就在于經濟學界缺乏基本的規范。

　　我理解，搞經濟學家獎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激勵后生，這樣就要樹立真正的樣板，這樣才不會誤人子弟。

　　所以我主張搞經濟學家獎首先要自己拿出作品來參評參賽，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就是憑一兩篇文章。自己要說明，文章中提出了哪些前人沒提過的東西，然后這個東西又在實際上或者理論上起到了一個什么的作用，這樣才好評，可以請很多經濟學人，客觀投票和評價。評議的關鍵是這個東西是不是你最先提出來的，你有沒有一個完整的理論框架，別人是不是在你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個理論又對實踐有何作用或意義。這才是經濟學家真正應該做的事情。我們需要鼓勵這種風氣，鼓勵踏踏實實做理論實踐的探索，倡導創新風氣，而不是嘩眾取寵，沽名釣譽。

　　現在經濟學在世界上被認為是社會科學當中發展最快的一個學科，其中一個原因被認為是經濟學界給自己發展出了一大批的規范，包括理論和數量的規范，這樣就使工作更精確化了，減少了重復、浪費和爭議。這里面可能多少反映出一點道理，就是中國的經濟學要做出自己標準和版式，能夠逐步地形成自己的學術規范。我們這一代應該逐步地規范。如果只是搞小圈子，自己關起門來彈冠相慶，不同門派之間，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中國就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主流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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