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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愚
如果要評選2005年流行語的話，“說真話”一定百分百地榜上有名———教育部原副部長張保慶退休前感慨教育亂收費的“說真話”行為引起了強烈反響；之前文壇巨匠巴金逝世，舉國同哀之際其“說真話”的精神遺產成了許多人的座右銘；央視主持人崔永元痛斥一些媒體媚俗時“收視率是萬惡之源”的說法為其贏得了“說真話的勇士”之稱號……
市場經濟給我們帶來了萬斗財富，但也帶來了功利主義與投機成性，圍繞道德秩序的陰霾于是如涌如潮，“真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可遇不可求的尤物。有人說，以道德回歸為特征的社會秩序重構，需要一個“說真話”的普世氛圍，或者說需要一個“說真話”之共同愿景的勾勒與樹立。而郎咸平、易憲容、巴金、張保慶、崔永元、丁學良這些“勇敢的戰士”，正是用真話撥動著社會的琴弦，觸動著人們的心靈。
在一個講真話的舞臺上，讓“講真話”成為一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起決定作用的是那些名人還是另有其人？
社會是由大眾組成的，社會秩序的好與賴，最終表現在作為個人的大眾的喜怒哀樂與悲歡離合上。經濟學家盛洪說，“社會規則的形成，是在大眾的互動磨合中形成的；制度的變遷，也往往由大眾首創”。所以，真話世界能否真正形成，雖然有賴于郎咸平、丁學良等“名人”的推動，但最終的推動者與建設者，還是億萬的普通人。
這便是筆者認為社會視線應下沉的原因。關注小人物特別是弱熱群體“說真話”的行為與權益，比關注名人更具有積極的制度含義，因為即使講真話的名人都是普通民眾的代言人，真話到了他們嘴里也是“二茬子”了，更重要的是，普通人受到社會關注代表著一種民主性的進步，一種社會共融現象的誕生，社會圖騰的實現必須基于普通民眾話語權受到關注這一前提下。
我們也曾有過社會視線下沉的時候，但最后卻變了味兒。重慶農婦熊德明因為給總理說了一句包工頭拖欠工資的“真話”，受到了社會及媒體的廣泛關注。但遺憾的是，社會媒介沒有從熊德明討薪事件中解讀出關注普通人“說真話”的權益是多么的重要與緊迫，沒有接著去尋找第二個、第三個熊德明，而是“一步一個腳印”地把熊德明塑造成了一個明星……
說真話的普通人就像是“麥田里的拾穗者”，一旦受到肯定，就能直接轉化為自身的福利，即使微乎其微。只有社會視線的聚焦點由名人下沉、擴展到普通人，“真話主義”才能真正被實踐，制度優化的滑輪才能真正向前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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