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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幾樁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案，像聯想收購IBM全球個人電腦業務、中海油收購優尼科、海爾收購美泰，讓整個世界都注意到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雄心。只是結局并不理想，后兩樁交易都無果而終。這可能是一個具有強烈象征意義的結局。國內企業也開始反思，對于向外直接投資是否做好了準備？
官方的回答是：還沒有。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資司有關負責人近日表示，目前中
國尚不具備大規模對外投資的條件，企業實力不強，法人治理結構沒有形成，缺乏國際經營能力，對外投資不可一哄而起，盲目擴張。中國應在關鍵領域、重點國家和重點項目上突破，包括能源、農林業、加工制造業、服務業、基礎設施、工程承包等。這樣的勸告不無道理，但政府在真正制定政策的時候，對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似乎應當審慎一些。
有權威人士預計，未來5年，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將進入高速發展期。事實上，今年頭三個季度的對外直接投資就比去年同期激增138%。按照中國企業喜歡隨大流、趕熱鬧的“群羊”心理，隨后幾年，確實有可能出現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每年翻一番的壯觀景象。有人擔心放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口子，將會導致國民財富流失。其實，資本只有獲得利潤才有價值，而只有允許企業自由地到境外直接投資，擴大企業自由選擇的范圍，企業才有可能獲得更多利潤，這些利潤自然會變成國民財富。
事實上，中國企業即使出現對外直接投資大躍進，也遠遠不足以改變中國作為資本凈流入國的地位：盡管引來廣泛的眼球，但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仍然處于幼稚階段。統計表明，今年1到9月，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1億美元，但同期全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432億美元，是前者的8倍多，而去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達到6000多億元，中國企業的那點投資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當然，今年中國企業幾樁收購交易的遺憾結局表明，中國企業擴張的微觀條件似乎不夠成熟。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私人企業，其管理水平、競爭能力恐怕都不能同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企業、20世紀90年代的韓國企業對外大規模投資相提并論。企業文化能否適應外部的水土，能否適應國外的法律與監管環境，這些都是中國企業面臨的挑戰。但以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和企業的學習能力，不難應付這些挑戰，就像日本、韓國企業成功應付了挑戰一樣。真正的難題恐怕仍然是政府能否變革觀念與體制。
長期以來，我國奉行的是重商主義政策，強調吸引外部投資，而限制本國資本對外直接投資�，F在政府恐怕應當反思，這樣的限制是否嚴重侵害了企業的經營自由，是否阻礙了中國企業的發育成長，是否阻礙了中國改變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的局面？
當然，政府之所以奉勸企業不應盲目擴展，可能是希望企業控制風險，但企業的風險，企業自己最清楚。在目前階段，究竟哪些產業、企業走出去較為可取，政府恐怕未必了了，只能讓每家企業自己去嘗試。不管企業走出去的結局如何，只要是企業自己承擔風險，就不應當阻止企業進行這種具有制度創新價值的嘗試。只有通過企業在這方面前赴后繼的嘗試，從中國那些有潛質的企業中才有可能成長出一批真正的國際級玩家。
這樣的玩家很可能不是國有企業。在目前嚴格限制的體制下，對外直接投資的多是特定行業的國有企業。即使是私人企業，也只有在投資于政府圈定的關鍵、重點領域時，才能獲得政府的批準。這可能不是一種明智的做法。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遠不完善，一旦投資異國，監管更為乏力。國有企業天然不適合到境外進行風險較大的投資。至于政府試圖引導私人企業投資于政府認可的關鍵、重點領域，讓企業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則是給企業發展設置了一個障礙。
國外部分人之所以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企業近年的對外擴張，恐怕正與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由國有企業主導并接受政府引導有關系。給予所有企業以投資的自由，或可消除外部的疑慮。其實，政府又何必讓企業服從某個宏大戰略？從更為長遠的角度看，不管是哪類企業、哪家企業在海外發展壯大，都是中國經濟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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