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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
香港學者丁學良的“5經濟學家論”引發了大陸媒體對中國經濟學家的新一輪討伐。在這場幾乎呈一邊倒的對經濟學家人品、道德和學問的拷問中，經濟學界至今仍固執地保持沉默，而少數為經濟學家辯護的聲音也顯得小心翼翼。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
經濟學家該不該挨批？當然應該。而且，以經濟學為當今中國之顯學，某種意義上還應該大批特批。因為沒有批評就沒有進步。既然是批評，也就難免一些情緒化的語言。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此番批評中，批評者們卻有意無意地漏掉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什么樣的經濟學家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
的確，按丁學良所說，用國際學術標準衡量，中國稱得上“真正經濟學家”的經濟學者少而又少。有媒體曾統計過，在中國被稱為經濟學家的有5000人，但能在國際主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的經濟學者不超過100人，而在國際上有知名度的應該不超過10人。這似乎印證了丁的“5經濟學家論”。正因如此，目前中國經濟學家在國際經濟學界的影響力非常有限，他們的觀點處于邊緣狀態，世界主流媒體很少關注中國經濟學家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與欣欣向榮的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嚴重不相稱。就此而論，確實應該對中國經濟學家高標準嚴要求。
但是，丁和其他批評者的誤區在于，是否一定要在像《美國經濟評論》這樣的世界頂尖專業雜志，發表過有影響的文章就算“經濟學家”？且不說按這一標準衡量美國也沒有多少經濟學家，如果只有懂得使用數學構建模型才能成為經濟學家(這是在世界頂尖經濟學雜志發表論文的基本條件)，那么，遠的像斯密、李嘉圖，近的像哈耶克、科斯、諾斯等公認的經濟學大家，就都稱不上經濟學家了？
所以，按丁學良的思路推導，必定會出現上述尷尬情況。其實，對什么是經濟學家，各國有各國的標準，不必強求一律，能夠在國際頂級刊物發論文，或者能夠用漂亮的數學模型解釋經濟現象，當然很好。但是，做不到這些，能夠用直觀的思維提出經濟思想，或者用樸實的語言描述復雜的經濟問題，同樣不失為經濟學家。對中國的經濟學家，尤其要從歷史和現實的語境看待。因為現代西方經濟學是在生產關系、制度、道德等約束條件既定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而自嚴復翻譯《國富論》以來，經濟學在中國不過百年歷史，期間還經過幾十年的封閉，改革開放后，西方經濟學的上述約束條件在中國一直處在變化發展中。也就是說，它們本身就構成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這是研究當下中國經濟問題的一個特殊性，也是西方主流經濟學解決不了的，它應該成為中國經濟學家的使命。
由此來看，中國經濟學家固然需要努力與國際水準接軌，但就當下而言，更需要他們運用經濟學理論和學識去解釋中國轉軌時期的經濟問題，并提出解決的辦法，以促使中國社會的發展，少走些彎路，造福于人民。如果只是搬弄西方經濟學的概念、理論和數學模型，而不去剖析、研究和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實，如何能夠從基礎層面的分析升華到經濟思想的創新？改革以來，雖然中國經濟學家沒有為經濟學的一般理論作出自己的邊際貢獻，這是個遺憾，但經濟學家傳播了市場的理念，打破了計劃經濟和國家控制的迷思，為經濟自由創造了觀念環境。
理論的影響力和生命力在于其對現實問題的穿透力、說服力和解釋力。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需要經濟學家的理論概括和總結；政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政策和手段，需要有反映經濟運行機理的理論作指導；企業面對不斷變化的市場信息和環境，需要經濟學家來把脈；這些都需要中國經濟學家不忘根植本土、研究國情，不斷重構和提升經濟學的理論平臺。這是轉型時期對中國經濟學家的根本要求，也是一個中國經濟學家該做的事。
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學，歸屬于社會性而非技術性的范疇。因此，中國的經濟學家應該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的“經世濟民”之路，中國的經濟學界應該提出一個適合中國特點的經濟發展理論。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能夠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變遷用自己的理論解釋清楚，這就是他們對經濟學理論做出的最好貢獻，它遠比在國際頂級刊物發表若干篇論文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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