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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表示，中國不準備征收遺產稅，目前還沒有征收遺產稅的計劃。理由是：只有在對個人信息很清楚的情況下才能實施遺產稅，但是中國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尚有困難，相關信息很不完善，所以不準備開征遺產稅(新華社11月13日電)。
因個人信息制度不完善，所以不準備開征遺產稅——從這樣的因果關系表達中，我們看到，有關方面顯然是將前者作為后者的前提條件來考慮的。可是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個人信息制度到什么時候能“自動”完善？而世界上那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當初開征遺產稅時，個人信息制度是否一定就非常完善呢？
我們知道，近代意義上的遺產稅始于1598年的荷蘭，繼荷蘭之后，英國于1694年，法國于1703年，意大利于1862年，日本于1905年，德國于1906年，美國于1916年，都相繼開征了遺產稅。我不認為，這些國家當初在開征遺產稅時，相關信息制度已非常完善了；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遺產稅的開征，有力地推動了相關信息的完善進程。
筆者認為，與困難相比，我們更應該在意的是開征遺產稅的意義。增加財政收入只是一個次要的意義，更大的意義在于，通過稅收的強制形式強化了財富的社會責任感，有利于形成一種健康的財富文化。而接受這種健康的財富文化熏陶，是中國財富走向良性發展和與社會和諧并存的必備洗禮。
當前，中國財富的走向大致可歸結為：掙錢—奢侈—繼承，最終導致下一代成了生下來就是富豪的公子哥。而西方財富的理性走向卻是：掙錢—省錢—捐錢。他們信奉“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巴菲特“不給孩子留一個子兒”，蓋茨大搞慈善事業。所以，當布什宣布美國政府計劃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遺產稅時，本該是受益者的美國富翁卻聯名上書，反對政府取消遺產稅：取消遺產稅將使美國百萬富翁、億萬富翁的孩子不勞而獲，使富人永遠富有，窮人永遠貧窮，這將傷害窮人家庭。
遺產稅是一個有力的政策導向，它告訴富人：財富越多對社會的責任也就越大；有利于促進富人在選擇被動交稅之前，通過主動捐贈的方式實現自身財富的最大價值；從而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使社會更為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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