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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我國官員學習和學者介紹的新加坡經驗中，“高薪養廉”制度被尤為推崇。然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蔡定劍在對新加坡制度親歷考察中發現，把新加坡的政府廉潔歸結于“高薪養廉”，十分片面。
新加坡政府官員高薪制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真正開始實行的。在這以前，新加坡政府早已經解決了廉政問題。就是說，新加坡政府是先解決了廉政問題，然后實施的官員高薪
制。實施高薪政策，并不是用來“養廉”的。
新加坡推行的是精英政治。政府希望吸納各界精英。而這些精英，原來的年薪都很高，讓他們從政，意味著他們可能放棄200萬、300萬，甚至500萬的年薪。這便是新加坡實施高薪政策的大背景和主要原因—吸引人才。
而且，在新加坡，拿100萬以上高薪的人很少，政府部門估計也就只有30人左右。而這個薪金，是政府給他們的全部收入，部長包括總理都沒有專職司機和汽車。他們沒有政府的退休金和醫療保險，都要自己上商業養老和醫療保險。也就是說，高官的薪金看起來很多，但這是全部收入，再不能有其他收入，也沒有任何其他的特殊待遇。
不了解新加坡的背景，以為高薪養廉是“法寶”，諸如目前薪水太低了，不足以讓官員廉潔， “59歲現象”是因為他們到退休時怕降低生活水平，所以政府可以幫他攢一大筆錢，這樣就不會貪污受賄了等等言論其實很荒唐。學習借鑒新加坡的廉政經驗，學的是他們強烈的廉政執政理念，鑒的是他們靠民主、靠法紀來保證廉政的做法，而不是整天把“高薪養廉”掛在嘴邊。否則，說不定高薪養廉會演變成“高薪養貪”。 山東 孫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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