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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近日表示，中國不準備征收遺產稅，目前也沒有征收遺產稅的計劃。原因在于，征收個人所得稅所需要的相關信息很不完善，無法實施。應當承認，這一技術性解釋目前是有說服力的。不過，從更長遠的角度看，即使未來克服了這一技術瓶頸，是否開征遺產稅仍需仔細考量。
可以預料，樓繼偉在這個時刻宣布這一政策，可能遭到強烈批評。因為目前民眾對貧
富差距問題非常敏感，輿論普遍希望通過稅收手段縮小這種差距。但稍加思考或許就會發現，人們所痛恨的富人，其實是那些通過灰色、黑色渠道積累財富者。而恰恰是這些富人，已經通過種種渠道將自己的財富隱藏起來或轉移出去，遺產稅不大可能對他們發揮多大調節作用。真正受到影響的，將是那些依靠自己的能力守法致富者。
而對于這些人士，社會本來需要鼓勵繼續發財致富，因為這正是縮小貧富差距最有效的辦法。關于這一點，不妨看看其他國家和地區遺產稅改革的趨勢和經驗。香港特區立法會日前通過法案，決定從明年起取消遺產稅。其實，這種取消遺產稅的趨勢已經出現了二十多年，印度、馬來西亞、新西蘭及澳大利亞已在近20年里先后取消了遺產稅；意大利及瑞典也已取消這一稅項。布什政府的減稅計劃中也涉及到遺產稅，計劃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聯邦遺產稅。
為什么會出現這一趨勢？香港財經事務局局長馬時亨的解釋說明了個中的經濟學原理:取消遺產稅可增加香港對投資者的吸引力，令更多投資者在香港持有資產，帶動更多資產管理業務在香港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使香港成為更具競爭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因此，取消遺產稅盡管會令政府收入每年減少約15億元，但由于增加了香港在金融資產及地產市場方面的投資，又可為政府帶來更多印花稅和其它稅收。兩相抵消，政府稅收收入也許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征收遺產稅，確實可以令富人對國家財政多做貢獻，若政府財政安排得當，亦可在一定程度上縮小貧富差距，有助于增加普通國民的福利。但政策的美德始終在于平衡。決策者必須在多種目標之間保持大體上的均衡，過分地偏向單獨某一個目標，最終會所得甚少或得不償失。
從國內目前的發展階段及民意來看，政府在政策取向上略微偏向于社會公平、致力于向普通民眾提供某種最基本的福利保障，這可能是必要的。但并不能因為追求這一目標而嚴重地損害其它目標，比如影響經濟增長。過去20多年的經驗已經證明，提高國民福利、減少貧困的根本途徑，仍然是社會的經濟增長。
在經濟增長的諸要素中，資本積累及有效的運用具有根本性意義。對于中國來說，經濟增長最大的問題當然是體制約束，但在此之后就是資本約束。而富人的資產大多表現為資本，或者將會轉化為資本。征收遺產稅，尤其是高比例的遺產稅，其實是將一部分本來可轉化為資本的資產變成消費性支出，從某種程度上將會侵蝕經濟增長的基礎，同時也會降低中國對于那些最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的吸引力。
因此，縮小貧富差距，是一個在明智的體制框架下由增長驅動的動態過程。它絕不等于停止發展，專注于對現有的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正確的做法是，通過改革平等地保障每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保障所有人平等地參與公共決策的權利，以此確保經濟的長遠平穩增長，同時也確保每個人都能夠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
很多國家開征遺產稅的另一個依據是倫理性的，即借以實現每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起點平等。但由法律之下的權利平等到機會平等，再到起點平等，以至于結果平等(也即平均主義)，其對于社會正常發展的正面作用，是呈遞減趨勢的。若存在不平等，政府自然應當首先致力于解決權利的不平等和機會的不平等，事實上目前的貧富分化或者人們對于貧富差距的不滿，也主要是權利的不平等造成的。在此類問題解決之前，單純通過財富的再分配來實現社會公平，應當說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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