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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讓沒有承擔能力的弱勢群體承擔改革成本是極其危險的。其后果絕不僅僅是“產業會被轉移到越南”那么簡單，可能會誘發社會動蕩，導致改革半途而廢，因此這也是對改革極不負責的一種態度
如果說，2004年夏天“郎旋風”的不期而至，迫使中國主流經濟學界全面轉入防御，陷入不得不為自己辯解的窘境的話，那么隨著顧雛軍的鋃鐺入獄，中國主流經濟學界的防線就開始全面崩潰，連辯解的聲音也沒有了。前兩天，香港教授丁學良橫槍立馬、喝退千軍就是證明。在這樣的局面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以主流經濟學家“后衛”的姿態，在且退且戰中殺出的一招“回馬槍”，就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李劍閣是用一個明顯的威脅來展開自己的反擊行動的。他說，學界要謹防在關注低收入者狀況的同時喚起平均主義的訴求。“我們確實要關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慮到企業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資提得太高，投資者把產業都轉移到工資更低的越南去了，這樣的話，我們打工者連工作的機會都沒有了。”
在貧富差距極大的情況下警告防止“平均主義”，李劍閣的立場不可謂不鮮明，這一點暫且不論。我想問的是：一直以來，難道不正是一些經濟學家在大力鼓吹不必擁有自己的品牌和獨立知識產權的技術，只要發揮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就一切OK了嗎？難道不正是在你們的大力推動下，在許多國內的幼稚產業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就盲目開放市場，使它們遭遇了滅頂之災嗎？難道不正是你們一直在宣揚“只求所在，不求所有，民族工業是一種過時陳腐的概念”嗎？現在國家因為貫徹了這些理念而陷入了一種被“鎖定”的狀態，面臨困難的抉擇，你們卻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反思、愧疚和自我批判精神，也不提出任何亡羊補牢的方案，反而站在資本的立場上說這種威脅意味十足的風涼話，你們真的認為自己不必對目前的局面負任何責任嗎？
李劍閣是用“改革必須付出代價”來作為自己全部立論的基石的。
我承認，制度的變遷總是要付出成本的，這一點并沒有錯。問題的關鍵在于誰來承擔這筆成本？我的觀點非常明確：在改革的不同階段應該由不同的利益階層輪流來承擔成本，而現在是讓那些在改革中獲益的階層承擔成本的時候了！
回首二十多年的改革道路，我們會發現是這樣一些階層首先承擔了改革的成本：國有企業的工人承擔了國企“改制”的成本，下層民眾承擔了教育、醫療、住房等改革的成本，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以自身的“廉價”承擔了“世界工廠”的成本……等等。由于付出了這些成本，中國經濟出現了長時間的高速增長，中國的一部分人不僅先富起來了，而且富得驚人，使中國成了對奢侈品廠商最具誘惑力的市場。因此，無論是從公平的角度來看，還是從使改革獲得新的動力的角度來看，都應該由這些獲益階層分擔一些后繼改革的成本———也無非是多交一點稅，提高一點工資罷了。
繼續讓這些已經沒有承擔能力的弱勢群體承擔改革成本，是極其危險的。其后果絕不僅僅是“產業會被轉移到越南”那么簡單，而是可能會誘發社會動蕩，導致改革半途而廢，因此這也是對改革極不負責的一種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央提出的“五個統籌”的要求和“和諧社會”的構想，才是真正對歷史、對改革負責的態度。
李劍閣殺出的這招回馬槍，力度非常大，但大概因為是在氣急敗壞的情況下使出的招數，所以不夠漂亮，露出了在立場方面的破綻。這讓我想起了剛剛看過的電視劇《好想好想談戀愛》中的一句臺詞：“咱們倆不是一個階級的，當然現在不這么說了，但實際上就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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