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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軒
自香港教授丁學良發表“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的著名言論后，一石激起千層浪。隨后，兩大媒體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公眾信任率超過10%的大陸經濟學家僅有吳敬璉一人。這一數據更是將經濟學家這一群體推向了輿論討伐的風口浪尖。
11月8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的《我為主流經濟學家說句話》，站在了一個冷靜的角度對問題進行了思考。文章結尾指出：“試想，采取這樣的調查形式，讓公眾對其他領域的學者，以及教育、衛生、新聞等領域的人投票，結果會如何？”我想這就指出了問題的實質，這次針對經濟學者的調查，完全是一個可以預知結果的調查。造成這個結果的根源，在于現階段，我國的利益分配格局還不能讓多數民眾滿意。
也正因為能預知結果，社會調查才不會輕易地搞大范圍的信任表決。假設現在有香港學者說×部門講真話的官員不多于5個，此時，面對“你相信×部門官員嗎？”的調查，結果會如何？所以，我們不僅要看調查數據，更要看數據背后的真正原因。
有人會說，經濟形勢一片大好與多數人對現狀不滿意，是否矛盾？今年第18期《半月談》上有篇談社會預警體系的文章，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王二平博士通過他的一項“城鄉居民社會態度調查”表明：“群眾的滿意程度和當地GDP水平沒有顯著關系，但與當地政府的政策和行政措施顯著相關”。我國的經濟發展確實很好，但在利益分配格局上，還存在很多沒有理順的矛盾。面對房價越來越高、學費越來越貴、醫療越來越黑，而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卻還限于少數人享有這樣的現狀，多數普通民眾在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平衡感加劇，與既得利益集團對立的情緒加重，進而導致對社會政策的疏離和不滿。其中，少數利益嚴重受損者，會把不滿用極端方式表達，而多數成員會以溫和的形式表達，選擇對包括主流經濟學家在內的利益集團投不信任票，便是表達不滿的途徑之一。可以斷言，在現有社會問題未得到較大改變的情況下，任何類似的調查，無論是針對經濟學家，還是針對房地產商等等，都不可能獲得令人滿意的數據。
只是，對于一個普遍認知的原因，要明白無誤地表達抑或承認卻并不容易。原因之一是我們的某些固有思維在回避“不滿”這一詞匯，容易把對現狀的不滿，引申為對政治制度乃至意識形態的不滿。在這種指導思想下，調查數據的大小就顯得敏感，一般的調查在設置選項方面也就避而不談。其實，對社會發展進程中發生的諸如利益分配不公等具體現象的不滿，是向上的車輪，民眾的不滿更是政府加大改革力度的動力，而科學的調查數據也是政府科學制定發展方針的依據。因此，我個人倒認為：不妨以此次針對經濟學家的信任投票為契機，更加科學地設置課題，把民眾支持率或信任率的測評常態化，在適當的時機可以引入對重大決策、政府機構乃至政府官員的公開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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