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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俠
看到兩則消息：一則是甘肅省渭源縣縣委副書記上書教育部，痛陳代課教師每月僅有40元工資的現狀；另一則消息是農業部的兩輛豪華大巴被破壞分子燒毀，每輛大巴價值100多萬元(《京華時報》11月5日)。相信看到這兩則消息的大多數人，都會與筆者一樣感到震驚：既驚訝于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有人還這樣貧窮，也驚訝于有人真是奢華，連上下班的班
車都這么氣派。相信更多的人會被40元／月的工資標準震撼，因為它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仍然貧瘠瘦弱的中國”。
兩件事對比，可以看出目前我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倫理缺失問題———即作為公平的正義，在政策制定層面缺席了。眾所周知，任何公共政策都具有導向與激勵的功能，它本應該充分體現國家意志。然而，事實卻是，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公共政策的制定成為少數精英與利益集團進行博弈的結果，廣大公眾在政策制定中往往只是旁觀者，是沉默的大多數。這種政策制定模式造成的后果是，貧富分化加劇，影響社會整體的和諧發展。坦率地講，我們把太多的改革成本分攤到公眾的頭上，而改革的大多收益卻被少數人和利益集團瓜分。美國哲學家羅爾斯曾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對于缺少公平的政策制定模式，就必須進行修改和替換。
回到上面的新聞，40元和100多萬元，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卻反映出一個大問題，即公共財政問題。這是公共政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因為任何公共政策功能的直接顯現，就是對資源的分配問題。從新聞中我們已經讀出，農業部有錢，而農村代課教師沒有錢，一輛班車就相當于2000個代課教師全年的收入。這樣的車還有多少輛，我們不得而知。其實這些錢都是國家財政收入的再分配和轉移支付的結果，惟一不同的是分配額度不一樣罷了。為什么財政分配會有如此大差距？很簡單，買車的支出不需要經過納稅人的監督與批準。
要改變這種分配的不公，就必須轉變公共財政模式，將財政支出置于納稅人(公眾)的監督之下。如果這樣，那些豪華車肯定是買不成的。這里的關鍵是誰來監督公共財政運作，經驗已經表明，加強制度建設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但在目前情形下，體制內的監督有可能是低效，幾年來的審計并未解決根本問題，就是證明。鑒于當下的困難局面，應該增加體制外監督的作用，如通過新聞媒體、聽證會等形式進行監督。其優點是，低成本高效率，反應速度快，方式靈活，能夠真實反映公眾的聲音。前段時間通過的個稅修訂，雖然只取得了很小的進步，但這一小步卻反映了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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