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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經濟學家之所以“面目可憎”，并非因為他們謀求個人利益，而是他們披著一心為公的外衣謀求個人利益。
11月7日《中國青年報》報道，該報就“你相信哪位主流經濟學家”所作的調查結果顯示，公眾信任率超過10%的經濟學家僅郎咸平(31.0%)和吳敬璉(19.8%)兩個人。另一個調查似乎在與之互相印證：截至11月7日下午1點，在新浪網財經縱橫的調查區里，對“丁學良
指責經濟學者一心為利益集團代言”話題投票的已達83816人，認可的79381人，占總票數的94.71%；不認可的只有1984人，占2.37%。
兩份調查都是由丁學良的一次回答記者提問引起的。丁學良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他在10月25日當了一回“皇帝新裝”里的“小男孩”，公開指責內地經濟學家：國內像樣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有的著名學者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里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
大千世界，偶有驚世之語倒也不必驚詫，但公眾94%的支持率就讓人不得不尋思了：國內的經濟學家咋就惹了眾怒呢？如何才能給“眾怒”消消氣呢？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界雖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但《瞭望東方周刊》等媒體的調查卻顯示，伴之而生的，是一些經濟學家與資本關系越來越密切，不是擔任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就是身兼多家公司的顧問。稍有名氣的經濟學家年收入過百萬者大有人在，“比較差的”也有60多萬。屁股坐到哪兒，當然就要幫人家說話。這年頭兒，老是為富人說話，難免會讓老百姓不樂意。
其實，英國在資產階級革命后的一段時間里，也曾出現過類似情況�；蛟S，在市場快速開放的過程中，部分經濟學家靠近資本有其必然性吧。如此說來，扭轉這種局面，不使之惡化而危害社會發展，也算是一個“必然”的責任。
溫家寶總理曾說過，中國的發展，需要“窮人經濟學”。相應的，“窮人經濟學”當然需要有“窮人經濟學家”。但“窮人”顯然無力掏錢供養“窮人經濟學家”，“窮人經濟學家”的大量產生，除了寄希望于學者的責任心和良心外，更需要政府“買單”。四處風光的“富人代言人”，有企業財團的資金支持，還占據著政府的科研經費，當然很風光了。我們的科研經費，有必要多給那些把更多目光投向平民百姓的經濟學家，這有助于培養讓老百姓滿意的“窮人經濟學家”。
畢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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