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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勁
從“郎顧之爭”開始，國內的著名經濟學家們就選擇了集體沉默，面對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的責難和攻擊，沒有幾個人給予正面的回應，估計對《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這次公信力調查，經濟學家們也會絕口不談。在筆者看來，他們的這般表現既有百口難辯的委屈，也是“咎由自取”的應該。
改革開放20多年，中國經濟學家參與并推動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全過程，他們的理論建樹在歷史上值得大書一筆。但是正由于身處經濟改革的中心，對中國經濟學界的評論會直接和改革的成敗聯系起來。從宏觀上看，中國的高速發展也存在著許多突出矛盾，比如貧富差距的拉大，資源環境的過度消耗。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指導理論上，過去許多年里始終在強調“效率優先”，經濟學界的思路始終圍繞著“如何先富”，并且要“富了更富”，導致財富迅速向少數人群集中。與此同時，有大批經濟學家不斷對非合理的財富增加方式尋找理論根據，堅信只有這樣才是解放思想。
客觀地說，中國要告別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一平二調”、“一大二公”，沒有這些經濟學家來鼓噪吶喊是不能實現的。因此，這么說這些經濟學家確實有點委屈。但是，目前的中國已進入新一輪改革，其重要任務是“公平優先”，“貧富和諧”，這一時期的思想理論任務，已經從財經系轉向了政法系，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者如果繼續抱殘守缺，繼續面向富裕階層，擁抱利益集團，那么就只能被社會公信所拋棄。真可謂“成也經濟學，敗也經濟學”，經濟學家不背罵名，誰來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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