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增長路徑可能結束

　　保護主義力量將在世界政治中舉足輕重，而出口占經濟總產出的比重下降。不能跟上這一變化的那些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將會在這樣的年代中舉步維艱

　　□ 布拉德福德-德龍/文

　　自20世紀80年代上一輪美元周期以來，美國工會運動已經成為自由貿易的障礙。依賴

于工會支持的政客們，甚至已經不可能對更自由的國際貿易加以考慮。

　　工會運動對自由貿易的這種態度背離了上世紀30年代以來它對貿易與出口的正面貢獻，也背離了二戰后人們的共識。這一共識認為，自由貿易是美國經濟利益所在，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可以改善衰退產業的工人在市場中的不利處境，只會被既得利益群體所反對。

　　盡管如此，美國政府依然朝著更為自由的貿易前進，1993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1994年在美國領導下成立WTO，都是建立更為開放和自由的國際貿易秩序的重大步驟。但僅止于此。在90年代余下的時間里，自由貿易在美國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然后是2000年的大選，共和黨人布什成為總統，自由貿易依舊無從落腳。WTO多哈回合談判與本土的政治需要發生了沖突。共和黨的選票很多都來自農業州，允諾加大對農民的補貼是共和黨一個很強的政治優勢。因此，美國政府不再愿意積極參與談判并減少農業補貼。

　　基于同樣的邏輯，政府也格外迫切地在鋼鐵進口上施加貿易限制。這類限制出自壞的經濟學，因為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生產鋼鐵都比在美國便宜。這類限制也是壞的重商主義政策，因為無論它維系了美國鋼鐵行業多少個工作崗位，都無法彌補在其他制造行業造成的工作機會的減少，那些行業現在要支付更高的鋼鐵價格，競爭力大大受損。至于現在的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布什政府并不在意協定是否被通過，只是做一些貿易自由化的表面文章而已。

　　巨大的保護主義壓力也來自對巨額貿易赤字的恐懼。毫不奇怪，這類恐懼只是出自幻覺。國會議員們害怕高額進口將會減少美國制造業的就業，卻不擔心流入美國的資本減少造成利率上升，房價壓低，進而減少美國建筑業的就業。他們本該如同害怕前者一樣地害怕后者，但他們沒有。

　　對中國而言，所有這一切意味著什么呢？

　　在過去20年里，中國基于沿海地區的、出口導向的、重在制造業的經濟增長策略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中國的經濟增長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任何政治經濟體系下所達到的速度。這的確是一個非凡的成就。

　　但并非萬事大吉。中國有廣袤的內地農村地區，它們遠離沿海出口城市，也大大不同于那些緊鄰沿海城市、能直接即時地為其供應高質量食物的內地。它們的生活質量和生產率水平在鄧小平時代早期獲得了有效的成倍增長，但自那之后，很大程度上就停滯了。

　　各種行政禁令和官員們直接從企業獲利的動機，限制了潛在的雇主在內地雇傭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內地農村在過去15年里收入的增長，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在沿海打工的農民寄往家鄉的匯款。

　　如果這樣的政治—經濟結構繼續下去，那么，隨著沿海地區繼續遠超內地，未來中國的地區不平等程度將會迅速上升；而由于從內地向沿海持續的勞動力流動，沿海地區的工資水平將不會快速增長，沿海地區內部的不平等程度也會上升。至于內地，除非勞動力遷移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軍不復存在，否則經濟不會有多少增長。考慮到國民收入統計中的問題，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將會非常之快。對全社會的福利而言，這樣的結構不是合意的。

　　本來，在當前的階段上，中國可以繼續沿著出口—工業化的路徑而保持極快的增長，但美國國內保護主義情緒的日益抬頭，使得這一時期結束的可能性增加了。中國并不是一個像韓國那樣的小國，甚至也不是日本那樣的中等國家；所以對中國而言，在全世界的制造工場和出口者這一方向上前進的余地已經不多了。如果美國的保護主義情緒繼續上升，當前的階段就肯定會結束。

　　也許我們不該驚訝。畢竟，全球化有它自己的潮流和節奏。過去20年與19世紀末類似，同樣有國際分工的急劇擴張和世界經濟的快速一體化。未來20年則會類似于上個世紀兩次大戰之間的二三十年代，即保護主義力量在世界政治中舉足輕重，而出口占經濟總產出的比重下降。

　　不能跟上這一變化的那些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將會在這樣的年代中舉步維艱。最好的例子是阿根廷。英國和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對它關閉了市場的大門，它的發展戰略就此崩潰。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龍(Bradford DeLong)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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