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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財政部發布數據稱，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完成16392億元，同比增長14.6%，其中中央財政收入增長10.1%；地方財政收入增長21%；全國財政支出12421億元，同比增長15%，其中中央財政支出增長1.5%，地方財政支出增長20.9%。
2004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增幅是30.6%。增幅回落主因是出口退稅多退了1044億元，加之進口環節稅收低增長和證券交易印花稅負增長。若剔除這些因素，按可比口徑2005年
上半年財政收入增幅應為21.9%。財政收入主要貢獻者為流轉稅(增幅為20%)和企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增幅為38.2%)。這反映出上半年經濟交投活躍，企業效益與個人收入提高較快，經濟仍顯過熱。
令人不解的是，與地方財政支出增長20.9%相比，中央財政支出增長為何只有1.5%？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某一項或數項財政支出在統計口徑上沒有歸入“中央財政支出”項下，而由代征單位直接劃撥到了用款單位。這種統計變動沒有在財政部數據中得到反映。
重要的是，上半年全國稅收收入增長21.7%，這種稅收增幅高過GDP增幅一倍以上的發展態勢，為財稅改革提供了機遇。新一輪稅制改革方案遲遲未能付諸實施的重要原因，就是擔心稅收收入不穩定，財政難以擔負起改革的成本。
從稅改推進的程序判斷，隨著增值稅轉型在東北試點的經驗總結，2006年中國將全面實施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的改革，此舉有利于控制投資過快增長；隨著中國加入WTO以及實行國民待遇原則，在降低名義稅率的同時，實行內、外資企業統一的稅收制度和稅收政策是必然趨勢，但這種稅法調整須經明年3月全國人大的審議。這兩項改革將使內資企業的稅負大幅降低。
農村稅費改革進展順利，免除農業稅的省市今年還要增加，農民負擔可望減輕。個人所得稅體制改革已經呼吁多年，主要是提高免征標準，使個人稅負更趨合理，此舉對全國稅收總量影響不大，但對提高個人特別是工薪階層的收入，進而刺激消費意義甚大。調整難度較大的是出口退稅在中央與地方以及各地之間的負擔機制，因各地對出口退稅的負擔比例不夠均衡，致使退稅資金難以及時足額到位甚至拖欠，應根據受益和校正溢出效應原則，確定政府間退稅分攤機制。
亟待研究出臺的改革是資源稅和與環保有關的稅收體制。轉變增長方式即改變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增長模式，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通過稅收調整。過去一輪投資過熱導致了煤、電、油、運緊張，核心就是強烈的資源渴求，這又導致資源進一步消耗。2000年全國煤炭產量10億噸，2005年達到20億噸仍難滿足市場需求。應對資源征收高額中央稅，而不應把資源當作國有股份投入國有企業，以致回復到資源使用的舊體制。對于日益增加的環保監督成本，環保稅收顯然是一條增收途徑。
中國過去的改革導源于財政壓力，現今的財政改革則協同著政府職能轉型，公共財政對應于服務型政府。退出干預微觀經濟或直接投資以后，政府主要職能就是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這要求今后財政支出在結構上更加傾向于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困難救助、科教文衛事業和公檢法等社會基礎“軟設施”的建設。同時在政府轉型過程中，財政應承擔有關國企改制、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和政事分開等系列改革的成本，保持社會穩定。
這其實是對“人本財政”理念的承諾。“以人為本”在財政支出中的具體體現，不但要求政府提供面向社會公眾的公共服務，而且這種服務具有普遍公平的價值，尤其應側重對一般民眾和弱勢人群的扶持，如農村的義務教育，困難人群的醫療待遇和求學就業機會。這種公共服務與公平價值應具有可監督性和可評價性，這要求財政的收支分類和編目細則采用國際上通用的語言，全口徑地、透明地實時反映預算，滿足人大代表和社會公眾對預算的監督。
這也是政府間事權與財權協調的財政體制。這種協調反映了中央與地方經濟社會管理權責的合理劃分，反映了中央財政汲取能力的提高和平衡地區間財力差異能力的增強，反映了政府財政管理層級的縮減和管理半徑的擴大，表現為“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等財政管理模式的多樣性。同時這種財政體制的協調功能又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地方政府能夠獲得適度的稅政權，以實現中央賦予的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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