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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向宏專欄
物權是兩種最基本的財產權之一。另一種就是所謂“債權”。而財產權又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種權利。因此，《物權法》應當是一部覆蓋最基礎社會權利、調節最重要社會關系、維護最基本社會秩序的法律。中國正在從非市場經濟、前現代、缺乏法治的社會，向一個市場經濟的現代法治社會過渡。在這個過渡過程中，我們有理由期待《物權法》成為一
部舉足輕重的上位法，一部幫助中國社會走向長治久安的奠基石。
現在出臺的這個《物權法》草案，我以為沒有達到上述應有高度。主要原因，就是沒有規范一些最基本的經濟權利。
就中國目前現狀而言，哪些基本經濟權利最急需用法律來規范呢？我認為，最首要、最迫切的，就是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動態權利關系。所謂動態，就是說，中國目前處在一個經濟、社會大轉型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國家、集體、個人之間，圍繞物權的歸屬，不斷發生權利的轉移、交換。今天A物是國家的，明天就可能變成集體的，后天又可能轉移到個人手里。最大的問題，往往是發生在這種權利轉移交換的動態過程中。明明是國家財產，一夜之間卻可以不明不白轉到了某些個人手里；明明是個人的產業，一紙征地公文下來，忽然就變成了拆遷的對象。以上恰恰是近年來民怨最重、社會矛盾最深的焦點所在，而它們產生的根源，就是因為在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經濟權利的動態轉移過程中，缺乏法律的規范。
可惜，現在這部《物權法》草案，對三種權利基本上還是在做靜態的界定。在第五章“國家、集體和私人所有權”中，說了很多“A物是國家的、B物是集體的、C物是個人的”的老話。可是這種話再說一遍有什么用呢？我們都知道A物是國家的，我們現在急迫想要知道的是：當A物從國家手中轉移到集體或個人手中時，會發生什么？如何規范？
對此，《物權法》草案卻往往語焉不詳。
比如它規定：“……自然資源，屬于國家所有，但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除外。”這就意味著，只要國家立一個法，就可以把相應的自然資源從國家所有轉移為集體所有。但是，國家憑什么訂立這樣的轉移所有權的法律？在什么情況下可以訂立這樣的法律？應當遵循什么樣的程序？全不知道，都是空白。
又比如：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野生動植物資源等，以及各種公共設施，“法律規定國家所有的，屬于國家所有”。哪些法律規定？什么樣的法律可以規定？一處本來集體所有的公共設施，是否出一個新法律規定一下，就會轉變為國家所有？如何轉變？這里同樣是一筆糊涂賬。
草案說，對農民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的處置，“下列事項應當依法經本集體村民會議討論決定”。但是，怎么個“討論決定”法？如果討論之后意見不統一，如何決斷？是必須全體一致通過，還是多數投票表決，或者是村長來個民主集中制一人說了算？這個“語焉不詳”，使得村民個人對于集體財產的權利，沒有得到實質的保障。
同樣，在國有財產轉讓問題上，草案說：“違反國家規定，以無償或者以低價折股、低價出售等手段將國有財產、集體財產轉讓，造成國有財產、集體財產流失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里，對什么是“國家規定”，何謂“低價”，何謂“流失”，全都付諸空白。拋掉這些空無定義的概念，整段話的意思歸納起來就是：違反國家規定者應當依法承擔責任。純屬一句車轱轆話。
整個《物權法》草案，就是這樣在最重要的一些大是大非上，或者含糊其詞，或者同義反復，或者干脆提也不提。倒是對一些細枝末節問題，作出了詳細的規定，例如“維修基金……經業主決定，可以用于電梯、水箱等共有部分的維修”之類。當然，這些規定本身都是合理的，只不過把這些東西堆積在這樣一部上位法中，未免有點不倫不類。一部歷經數年磨礪的重要法律草案，最后卻在最關鍵的一些問題上失語，這也許就是過渡時期中國的特殊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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