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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評論員 祝乃娟
就像精英民主遭遇大眾民主一樣，聯合國安理會改革遇到了效率與民主的矛盾。這對死結，無論是在目前的政治理論還是在政治實踐中，至今都沒有定論，聯合國這個最具代表性的國際組織，也毫不驚奇地遇到了這個問題。然而，其中值得玩味的是，美國反對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原因是擔心其擴大可能會影響效率，美國副國務卿伯恩斯7月20日在紐約聯合
國總部重申，美國堅決反對在現階段讓聯合國大會表決任何有關安理會擴大的決議案。某種程度上，這反映出美國對民主態度的一種悖論。
其實，民主與效率的矛盾本質上來自民主兩個層面的張力。現代民主包括理念與制度兩個層面。理念層面強調的是一些具有普適性的原則與價值，如平等、權利、自由和寬容等等，這部分毫無疑問的是民主的精髓所在。制度民主則強調民主制度的設計，強調民主的程序正義，這部分則強調效率。現實中，這兩個層面的張力導致了民主與效率的矛盾。
可以看看一個美國國內的效率與民主沖突的典型例子。9·１1之后，以反恐為理由，美國會通過了《愛國者法案》(即將于2005年底到期)，制定了更寬松的反恐執法標準，該法案極大地擴大了政府和總統的公共權力，以及其他一些“富有進攻性的”調查手段等。然而，就像一枚硬幣具有兩面一樣。該法案備受國會部分議員的批評。他們認為，法案很大程度上侵犯了美國民眾的隱私，于是疾呼其中部分條款到期后不應被“續簽”。
可見，即使政府是為了提高效率而要求擴大權力，人們也不忘時時提醒政府權力的邊界，不能因為效率而犧牲民主的某些理念。聯合國問題也理應如此，效率固然重要，但是民主理念仍然需要被肯定，理念上的民主并不應該因為效率原因而被全盤否定。以此視角來看來聯合國安理會改革，似乎美國一味地以效率原因來反對擴大安理會的做法，頗有點有失“民主風范”之嫌。
約翰·霍布金斯大學教授邁克爾(Michael Mandelbaum)認為，和平是組織國際關系的手段，民主是政治組織的最理想的形式，自由市場是各民族走向繁榮的最佳途徑。當全球化的因子在全球各領域不斷地生根發芽時，利益協調的需要讓民主由國內政治延伸至了國際領域。聯合國作為一個最具普遍意義的國際機構，它的改革、它的一舉一動，不啻為國際民主的晴雨表。所以，聯合國改革實質上是國際民主的一種演進。二戰后聯合國成立之時，安理會有11個理事國，占會員國的20%。如今聯合國會員國總數達到192個，安理會理事國所占比例只為8%。于是，隨著一些國家爭奪話語權的要求，聯合國機構設置面臨改革，其實說到底也是個民主與效率的問題，就是機構的設置需要擴大民主，但是又不可避免地會觸及效率問題。
以效率來反對民主，并不是偶然發生的，這是美國國內政治的一個縮影。美國學者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認為，美國國內三權分立所導致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的互相制衡，以及美國的選舉民主，造成了其政府往往在其施政期間造成不可避免的“短視”，追求短期利益。所以，美國往往難以看到長期利益。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問題上，美國以效率為理由反對安理會擴大，眼光似乎并不是很長遠。畢竟，現在和50年前的世界已經大不相同了，聯合國改革總得繼續下去，改革應有利于多邊主義，這是肯定的。
無疑，效率是個重要原因，但是美國國家利益和單邊主義的夢想可能更為重要。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說的，“美國作為世界最強國，它在世界各地卷入有時是主動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即而來的意志的較量，在世界上施加影響。”
但是，美國與其大行單邊主義之道，還不如多費心思去研究一下哪些合理的機制能夠更好地化解目前的一些國際間的利益糾紛，或許合理的國際機制的正義性要比單邊主義的正義性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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