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極分化的兩極分化

　　程實

　　自人類社會告別茹毛飲血、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后，剩余財富的形成和積累就讓社會分配問題成為千百年來萬眾矚目的焦點。而隨著人類社會在兩極分化擴大中走向整體更為富裕、文明的歷史階段，“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也逐步被大多數人所認同，或者說是習慣。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社會進步也悄然無聲地帶來了“兩極分化的兩極分化

”，在富裕階層一方，超級富裕者和普通富裕者之間的財富鴻溝接近甚至超過了富裕階層和貧困階層之間的傳統距離。

　　在美國，近年來超級富裕者(占社會勞動人口總數千分之一左右的富人)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為7.4%，大約是1980年的兩倍，普通富裕者的收入份額有所上升，但幅度遠遠低于超級富裕者，而占人口總數90%的中等收入者和貧困者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有了明顯下降。財富一方面迅速由多數貧困階層向少數富裕階層整體轉移，另一方面也更為迅速地向更為少數的超級富裕者集中。

　　富裕階層兩極分化的原因不一而足，不同國家超級富裕者的形成途徑也許不盡相同，但從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可以歸納出大致類似的幾大原因。

　　首先，經濟政策向超級富裕者傾斜。隨著純粹意義上的自由經濟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70年代滯脹的先后沖擊下逐步失去了主流地位，各國政府對市場經濟的調控作用愈發重要，經濟政策不僅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產生了重要影響，也對收入分配施加了魔力。而超級富裕者作為最有話語權、最有影響力的社會階層，或者本身就作為政策制定者，自然成為了經濟政策強大力量的最大受益者。以美國為例，如果說里根的“減稅大計”和克林頓的“新經濟政策”將政策金蘋果丟給了富裕階層，那么布什在這條道路上走的更遠。他的減稅政策不僅“劫貧濟富”，甚至加劇了富裕階層的兩極分化。

　　其次，累進稅制一定程度上名存實亡。毫不夸張地說，累進稅制是人類經濟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通過向高收入者征收更高比例稅收的方式成為了潛在的“社會穩定器”。這種財富再分配方式雖然能夠很好地縮小貧富差距，但它很自然地受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反感和抵觸。超級富裕者不僅有意愿，而且也有能力向累進稅制發起挑戰。一方面，他們利用雄厚的資金實力雇傭專業法律、財務人員努力縮小稅基，通過尋覓法律漏洞和監管松動將一部分收入轉移入“稅收真空”，或者干脆直接通過串通、行賄等非法手段赤裸裸地逃稅漏稅。另一方面，他們在政策轉變過程中間接獲得了較低稅率。以美國為例，布什減稅政策下，最低年收入8700萬美元的前400位超級富裕者所繳納收入、醫療和社會保障的總體稅率大致和年收入5萬到7.5萬美元的中等收入者相當；而年收入1000萬美元以上的少數超級富裕者的實際稅率甚至比年收入10萬到20萬美元的普通富裕者還要少。

　　最后，國際并購的盛行造就了超級壟斷者。超級富裕者無疑是經濟全球化、金融一體化的最大受益者。隨著生產要素國際流動的日益流暢、國際貿易自由化的日益改善，以及國際金融市場運作的日益規范，許多行業的“規模經濟”特征日益凸現。如此背景之下，超級富裕者的資本實力有了大施拳腳的空間和條件，通過大魚吃小魚式的并購，超級壟斷者充分享受到了協同效應帶來的超額利潤。行業壟斷程度的加深在造就了超級富裕者無與倫比的輝煌同時，也帶來普通富裕者的落寞。

　　富裕階層的兩極分化和貧富分化一樣，給人類社會帶來了不容忽視的影響。當然，這種影響有些是令人欣慰的，而有些則是令人憂慮的。

　　從激勵的角度看，富裕階層的兩極分化可能帶來更多的經濟活力。對于一個夢想著成為跨越階層鴻溝的年輕人而言，超級富裕者龐大的財富對他們而言就是一種努力工作、不斷創新的動力。但實際上，也許這種激勵作用對于普通富裕者而言并不存在，因為他們部分作為超級富裕者形成的犧牲品對財富的迅速集中比之其他階層有著更為清醒和冷酷的認識，在他們眼里，資本永遠比天賦、才能和努力更重要，因為往往只有超級富裕者的繼承人才更有可能站在財富世界的最高峰。

　　從公平角度看，富裕階層的兩極分化顯然降低了整個社會的和諧程度。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基礎上，富裕階層和貧困階層的對立和矛盾不斷加劇，而富裕階層的兩極分化又使得超級富裕者和普通富裕者的摩擦和糾紛日益增加。

　　從法制角度看，富裕階層的兩極分化可能會引致社會制度的腐化。雖然大多數超級富裕者的形成是經濟全球化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但依然有一部分超級富裕者是利用權力尋租實現了財富的超高速積累。這種負面示范效應對法制社會而言是種負面激勵，而這種政治風險也構成了富裕階層兩極分化最大的潛在危害。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插圖/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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