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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商業機構而言，若不計長期得失，利潤最大化和合規經營很可能是兩個不太兼容的目標，尤其是在一個約束條件已然確定的獨立案例中。因此，可以推想，2002~2004年間，在為科龍出具審計意見前，德勤必是經歷了堪稱復雜的思忖；而在科龍亂局的報道走向深入，證監會調查結果不日將公布的當口，是否采取必要措施修正原審計會計報表，或者至少在監管當局面前做出某種姿態，德勤必是經歷了另一番考量。
我們無法得知這些思忖和考量的細節，而德勤的最終決策和立場通過今日本報的獨家報道躍然紙上。如若調查結果認定德勤牽涉其中，則顯然表明德勤失職并決策失當；如若結果相反，除了事后追認德勤“風險評估”技巧可謂上乘外，科龍亂局中的德勤角色所引發的制度反思卻絲毫不能因此而減少。
首先讓我們梳理一下科龍亂局中的德勤角色。2001年，ST科龍全年凈虧15.56億元，安達信出具“拒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后離去。2002年，對于不但扭虧凈利潤還達到1億元的年報(科龍應德勤要求不情愿地將先前公布的利潤縮水一半)，接手科龍的德勤出具了“保留意見”。在科龍可能面臨退市的關鍵時點上，德勤上述舉動引起了業界的廣泛質疑。及至2003年，針對科龍H股和A股年報，德勤分別出具了“帶解釋的無保留意見”和“非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意見。而業內普遍認為，德勤這次應當出具“保留意見”或“拒絕發表意見”的審計報告。2004年，在再次為科龍年報表出具“保留意見”后，德勤宣布拒絕續任審計。
在此，我們將諸多會計專業術語(拒絕發表意見、否定意見、保留意見、標準無保留意見等等)，以及德勤或科龍對具體賬目數字的技術判斷舍去，而專注于制度層面。科龍亂局中的德勤角色至少從以下幾個方面為我們提出警示：
首先，盡管經歷了安達信破產、咨詢審計分拆等重大全球性的行業變革，包括“四大”(普華永道、德勤、安永、畢馬威)在內的會計師事務所行業所面臨的“利益沖突”依舊無處不在，尤其是在公司治理和其他制度“基礎設施”還相對不夠完善的中國市場上。有識之士已經開始擔憂——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四大”在危機國家和地區降低執業標準的現象，在中國內地也顯現端倪。由于中介行業滲入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這一在行業內屬職業操守的問題，會演變出公司治理和監管標準等更為廣義的制度含義，其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也因此將被數倍放大。
顯然，僅有職業操守是不夠的，制度規范是更為有效的杠桿。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卷入會計欺詐案件的審計師將被處以不得進入行業的重罰。美國《證券法》第24條和《證券交易法》第32條則申明，對明知故犯、對報表作虛偽表述或故意遺漏報表重要事實的注冊會計師追究刑事責任。2002年生效的《薩-奧法案》對審計程序等作出了嚴格的界定。我們呼喚更為嚴厲的監管和制度規范，這將填補可能存在的“制度罅隙”，也將為違規和違背職業操守設定了具有威懾力的足夠高的成本。
最后，與此相關，不同公司治理和會計標準的差異要求也值得關注。德勤對2003年科龍H股和A股的不同表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盡管兩個審計意見都引發質疑，但畢竟提供給港交所的意見看起來更為審慎，更為保護投資者利益。由于內地諸多上市公司同時擁有A股和H股，采用更為透明的公司治理和會計標準顯然更為可取。再談遠些，由于中國內地企業更多地奔赴境外上市，在地區會計準則日趨向國際會計準則“移動”的背景下，更多采用嚴厲審慎的國際會計標準的考慮也應盡快提上監管部門的議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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