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如何適應中國的崛起

　　魏城

　　中國經濟近些年來持續高速發展，雖然最近海內外有許多關于中國經濟發展是否會減速的辯論，雖然人們對21世紀是不是“中國世紀”有不同的看法，但似乎無人否認一個可能的遠景：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第七大經濟體，考慮到她的人口規模、地域面積和經濟發展勢頭，她在經濟大國排行榜上的名次，可能還要或遲或早、或快或慢地“上竄”幾位，甚至終

有一天要與名列榜首的美國一較短長。

　　本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指出，中國的經濟崛起，是工業革命以來國際經濟實力對比第四次巨變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次是19世紀早期英國的崛起；第二次是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早期美國和德國的崛起；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的經濟奇跡；第四次就是包括中國和印度在內的亞洲其余地區的崛起。

　　其實，中國領導人也非常著迷于中國的突然崛起，并特別關注歷史上大國興衰的規律。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稱，當他近年來與中國最高決策層會晤時，特別使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中國領導人經常請他預測未來15年或20年的世界格局。此外，中共政治局還邀請了兩位在西方受過教育的著名學者參加一次特別會議，專門分析15世紀以來九個大國的興衰原因。

　　中國的經濟崛起必然會打亂世界經濟格局。其實，據國際清算銀行最近發表的2005年年度報告的說法，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改變了世界產業格局，該報告說，“中國融入整個市場經濟一體化是一件史無前例的事，”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經濟自由化所釋放的強大競爭力，是導致世界產業格局變化的原因之一。

　　馬丁-沃爾夫認為，在過去100年中，世界最強盛的幾大經濟體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就是那么幾個國家：美國一直是老大，日本的排名有所上升，英國的排名則有所下降，而俄羅斯從來都不是世界經濟中的一個重要角色。“中國的崛起將改變這一格局，那將是全球經濟實力對比的革命性巨變，可以與美國在1860年至1910年之間的崛起相提并論。”

　　兩強相爭，必有一戰？

　　“革命性巨變”自然會引出一個符合邏輯的問題：已有的經濟大國，尤其是美國，究竟應該如何應對中國的經濟崛起？

　　最近，美國著名的媒體紛紛拿出顯著的位置、大塊的篇幅，報道和分析中國的崛起以及美國的相應對策。例如，美國《新聞周刊》今年五月曾以封面故事的形式詳細報道、分析中國的崛起，而另一份著名新聞雜志《時代》周刊也刊登出一組特別報道，對正在崛起的中國進行解讀。

　　《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承認，從歷史上看，當世界一個主要強國面臨一個正在崛起的強國的挑戰時，兩強之間的關系是很難相處的。他強調說，雙方如何處理好這一問題將決定它們的未來關系，以及將影響到世界和平。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大概是依據上個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驗，得出了如此悲觀的結論：從歷史上來看，控制和引導新興世界大國發展方向的企圖基本上都沒有成功。西方世界與當年德國和日本的關系就是最好的例證。當時的西方列強曾經試圖以加強經濟聯系以及政治上結盟的方式來避免戰爭，但是都失敗了。

　　不過，美國研究機構“大西洋理事會”主任赫爾穆特-索南費爾特(Helmut Sonnenfeldt)認為，以很久以前的歷史來類比今天的情況未必恰當，中國目前的情況和當年德國和日本的情況都不一樣，而將來的情況現在并不好判斷。

　　美國加州大學經濟史學專家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也認為，新老強國的經濟競爭不一定必然導致戰爭。不過，德隆的依據卻是更久遠的歷史：19世紀40年代，因為在太平洋西北海岸地區的領土爭端以及在該地區的毛皮貿易爭端，美國與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英國差一點兒爆發戰爭。但后來，英國選擇了放棄——放棄超級大國慣有的壓制政策，決定與美國和平相處。

　　德隆認為，美國可以借鑒英國應對美國崛起的政策，來應對中國的崛起。他說，盡管經濟的發展與戰爭或和平的關系并不很確定，但當前的實際情況或許有助于使中國成為一支有助于全球穩定的力量。

　　你或許會說，英美兩國畢竟同文同種，沾親帶故，與政治制度、文化人種都迥然不同的美中兩國不能相提并論。但時至今日，阻止大國之間爆發戰爭的因素已遠遠不止那點兒血緣紐帶了。

　　扎卡里亞指出，當今世界爆發一場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核威懾、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和全球化等因素都大大降低了這種可能性。

　　但“微乎其微”的可能性，還是可能性，未來難以預測，誰也不敢把話說死。

　　不見硝煙的“戰爭”

　　即使西方說的“和平相處”和中國說的“和平崛起”都是發自內心，即使美中兩國成功地避免了彼此的矛盾升級為戰爭，但雙方之間“和平的”經濟競爭，其激烈程度不見得就比硝煙滾滾、炮聲隆隆的軍事沖突遜色。

　　知識產權糾紛、紡織品摩擦、貿易不平衡、人民幣匯率風波……十幾年來，美中之間的貿易爭執似乎就從來沒有停過。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和美中貿易摩擦不斷增多，美國朝野有關“中國經濟威脅”的議論也逐漸升溫，而最近幾個月中國企業頻頻競購美國公司的攻勢，更使得美國某些傳媒把“中國經濟威脅”的提法升級為“中國經濟入侵”。

　　自然，如何應對這種沒有硝煙的“入侵”，也成了美國朝野爭辯最為激烈的話題之一。

　　美國奈特里德報系(Knight Ridder Newspapers)最近發表文章指出，中國在經濟上的迅速崛起，促使美國朝野許多人重新掂量自由貿易政策是否還符合美國的利益。該報引述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女士的話說，隨著時間的流逝，中國將從單純的利用和改進他國技術，轉變為發展自己的技術創新，這一趨勢將會對世界造成很大影響。

　　美國作家泰德-菲什曼(Ted Fishman)最近也在其新書《中國公司》中指出，他相信中國很快將擁有與美國相抗衡的兩大經濟平臺：一是低工資但規模龐大的制造業；二是可以與西方水平媲美的高科技行業。他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們必須搞清楚大家如何才能與中國共同繁榮。”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一直以來都是自由貿易的積極倡導者，但他在去年表示，美國應該考慮與中國的貿易是否仍是“雙贏”模式。他說，由于外部競爭，美國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已經失去競爭力；而不久的將來，中國和印度將爭奪高科技工作，這將迫使美國通過降低工資來保持競爭力。在這種貿易中，盡管美國人可以享受到便宜的中國產品，卻仍然是“凈失敗者”。

　　其實，對中國經濟崛起的擔憂也不僅僅局限于美國。在歐洲，中國出口的廉價紡織品和鞋類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也引起了類似的恐慌。

　　曾經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擔任歐盟首席貿易談判代表的皮曼(Hugo Paemen)說：“人們不知道確切的影響是什么，但隨著中國變得越來越大，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他們在直覺上看到了某些潛在的危險，由于中國和印度的新發展，他們感覺被推到了一種防御性的位置。”

　　這種恐慌甚至波及到了一些發展中國家。隨著全球紡織品配額在今年年初被取消，迅速增加的中國出口品也搶走了許多窮國中的相關生意，砸了這些國家許多紡織工人的飯碗。所以，這些窮國要求恢復某種變相的全球配額的呼聲甚至高于富國。

　　無論南北，不管貧富，如今對“中國制造”的恐慌，似乎成了一個全球性的現象。

　　調整適應，迎接挑戰

　　然而，世界銀行負責亞太地區通信事務的彼得·史蒂芬斯(Peter Stephens)認為，世界必須根據中國的經濟崛起做出相應的調適，而貿易保護主義是一種過時的應對之策。

　　史蒂芬斯最近針對美、歐的保護措施說：“面對不斷增加的外國進口產品，征收進口關稅和限制貿易是最壞的應對之策，是不公平和糟糕的政策。”他說，關稅可能會減緩中國的紡織品進口，但那只會把相應的就業機會推到亞洲其它國家，如柬埔寨、越南，或者推至其它地區，如拉丁美洲、非洲。

　　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素帕猜也講了類似的話，他說：廢除國際紡織品配額對全球貿易有利，某些國家必須適應改變。他所說的“某些國家”，顯然是暗示美國和歐盟諸國。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也嚴厲批評了美、歐政客的短視政策：“全球化理論要求我們要有耐心，政客可沒有這樣的耐性。他們關注下一屆的選舉并且有著自己的時間表，所以他們沒有耐心去等待演變的力量逐漸打造出全新的世界。政客需要在短期內在本地國土取得成績，以抵擋來自同樣缺乏遠見的選民所發出的抗議之聲。所以他們現在做出干預，播下貿易保護主義的種子并且與全球化的黑暗面打交道，企圖緩和因全球失衡而帶來的影響。”

　　確實，面對新崛起的經濟大國，已有的經濟強國除了戰爭手段之外，只有兩個應對之策：一、圍堵和遏制，二、接受和適應。

　　雖然某些美國議員主張對中國的“經濟擴張”外圍內堵，但美國國會研究處今年五月推出一份研究報告明確指出，“在經濟上圍堵中國是不可能的。”該報告認為，只要美國的政策能夠兼顧“現實”與“理想”兩個目標，那么，中國的經濟崛起不但不會威脅美國，反倒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扎卡里亞也說：“如何應對中國呢？你可做的事情只有準備迎接挑戰。對美國人來說，這意味著重新把重點放在迄今推動美國經濟發展的核心技術——科學技術——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則不僅針對像美國這樣的富國，也針對那些感受到了中國經濟威脅的窮國：“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的總體影響是積極的。但個別國家的一些經濟領域受到損失，這些領域的損失將在其他領域得到補償。發達國家從廉價的勞動密集型進口產品和高技術產品及服務的需求中受益，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將看到對中國出口機會的增加，包括初級產品和再加工、再出口產品。那些與中國要素稟賦相似，與之在世界市場競爭激烈的國家將需要承擔相當大的調整成本，同時需在本國的產品和勞動力市場上表現出相當大的靈活性。一些國家可以通過結構改革增加經濟的適應性，從中國的增長中獲取最大利益，并使相關成本最小化。”

　　《水漲船高》(Lifting All Boats)───這是世界銀行亞太地區首席經濟學家霍米-哈拉斯(Homi Kharas)今年早些時候為美國《外交政策》雜志撰寫的一篇文章的標題。他的觀點是：面對中國的經濟崛起，如果調適得好，不僅富國可以從中獲益，窮國也能夠從中得利。 (文章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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