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經濟特權傷害社會 企業應擺脫官商結合陰影

　　撰文/胡泳

　　隨著中國日益融入全球經濟，政府將只在宏觀上為企業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民間商人將最終成長為現代產業經營的主體。

　　目前內地存在的追逐經濟特權現象，其對社會的傷害，不僅僅在于經濟效益的問題

，還涉及分配正義的問題。官商結合必然會扭曲社會財富的分配，累積社會各階層的不滿情緒，反金權政治的運動可能趁勢而起，而且極易激蕩成為一種反商情結。

　　如果社會的弱勢團體無法在正式的政治參與過程中得到反擊的機會，就可能在體制外進行抗爭，形成另外一種社會對立沖突的來源。官商勾結的泛濫更可能引發公權力的正當性危機，一個社會國家機構的公正性如果遭到普遍的懷疑，公權力就難以有效行使，整個社會的違法脫序現象就會不斷出現，而這對企業的經營而言，是極為不利的。

　　尋求政治庇護，開展特權競爭，對社會整體而言，有其固定的機會成本。企業家的時間、精力和資源是有限的，當很多的企業主把這些有限的時間、精力和資源用于追逐經濟特權時，他們投入企業經營的時間與資源必然會減少，而最終這些活動會對一個經濟體系的國際競爭力造成顯著的傷害。

　　對于一個處于激烈國際競爭環境下的開放性的經濟體系，過度的特權競爭活動不僅會造成國內消費者購買力的損失(也就等于生活品質的下降)，也必然會增加產業的額外成本負擔，最明顯的就是企業必須承受土地與房租成本的上漲之苦，而且還可能要為政府的貪污浪費負擔高額的賦稅。

　　當然，我們分析官商結合可能的弊病，并非是要勸阻企業參與公共事務。相反，企業界積極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執行，并與政府及立法部門保持良好的互動，對一國政治與經濟的成熟發展尤為重要。

　　那些在國際經濟競賽中脫穎而出的先進國家的共同現象之一，就是政商關系的和諧，在戰后經濟表現最好的國家如日本、法國與西德，企業與政府之間均維持長期的伙伴關系。

　　企業界與政府和立法部門透過制度化渠道，密切地進行磋商與協調，這樣企業就可以充分掌握政策的動向，制定政策的相關人士也就可以隨時掌握產業的動態，及時推出符合產業發展需要的立法與措施。在這種良性互動關系中，政府部門在界定國家發展目標上不失其自主性，企業界也不屈居從屬地位。

　　這種良性的政商關系與以官商勾結為特征的惡性的政商模式之間的分界相當清楚，兩者在目標和手段上均有很大的不同。惡性的政商互動模式所追求的政策目標，其受益的對象是特定的，具排它性的，其效果是限制或傷害市場機能，其立意在獲取暴利。

　　而良性的政商互動模式所追求的政策目標，其受益范圍通常是不特定的，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其效果是強化市場機能或彌補市場機能之不足，其立意通常在于強化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

　　在手段上，惡性的政商互動模式必然以隱蔽方式進行，彼此的交往不是缺乏法律規范，就是設法規避法律規范，影響政策的籌碼主要就是金錢。而良性的政商互動模式必然是以公開的方式進行，有清楚的法律規范可依循，在金錢的使用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企業對政策的影響力建立在多重因素上。

　　當一個國家國內的企業已經羽翼豐滿，國際化的條件日趨成熟之際，政府想要維持其對整體經濟發展的主導能力，就必須培養上述良性的政商互動模式，以此創造一種政府與企業“雙贏”的局面。擺脫了官商結合陰影的中國企業，才有望向真正的現代企業邁進。

　　隨著中國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環境溫度會徹底地變化。政府將逐漸退出企業微觀經營領域，而只在宏觀上為企業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企業的生存空間將空前擴大，真正實現所有權、控制權、使用權和剩余索取權的統一，民間商人將最終成長為現代產業經營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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