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部宋洪遠：中央的農民工政策為何難落地

　　本報記者 何磊

　　　　□2003年“國辦發1號”文件出臺六項規定解決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和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等問題

　　　　□2004年，中央政府發文要求改善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就業環境

　　　　□今年的中央1號文件把農民工正式列入了產業工人的隊伍

　　“從中央政府角度，該給農民工的政策都給了。可為什么仍然有這么多問題呢？”

　　作為持續跟蹤研究農民工問題的資深專家，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遠自問自答：這正是當前迫切需要搞明白的問題。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怎樣執行政策。

　　宋洪遠注意到最近媒體報道的“阿星殺人事件”。他認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個案，在阿星的背后，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正浮出水面。事實上，宋洪遠所在的部門，正在全力調研———把農民工問題搞清楚。

　　“中央政府該給農民工的政策都給了。”在不久前的一次論壇上，面對前面幾位專家將“民工荒”的原因一致指向政策時，宋洪遠坐不住了。他希望這些專家先去研究一下政策，不要再做重復勞動了。

　　“現在的關鍵是怎樣執行。”宋洪遠列舉了自2002年以來中央政府幾乎每年都發的專門針對農民工的文件。

　　2002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在中央農村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了解決進城務工農民工問題的16字方針：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搞好服務。

　　2003年，中央政府又接連發出3個文件，并修訂一個條例。這三個文件分別是“國辦發1號”、“國辦發78號”、“國辦發79號”。

　　“國辦發1號”文件中主要規定了6方面的內容：取消針對農民工的歧視性政策規定以及不合理收費等；解決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保障農民工權益；解決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對農民工進行職業培訓；改善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居住條件及工作環境；對農民工進城務工做好跟蹤服務。

　　“這6個方面都有具體規定。”宋洪遠反問記者，還有什么問題沒包括在這個中央文件中呢？他說，此后發出的“國辦發78號”、“國辦發79號”文件，又分別對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及農民工技能培訓問題作出專門規定。

　　此后的2004年，中央政府又發文要求改善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就業環境。今年年初，國務院又發出進一步改善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就業環境的文件。此外，今年的中央1號文件還把農民工正式列入了產業工人的隊伍。“如此一道道的‘金牌令’，為什么沒有起到它應有的作用呢？”宋洪遠說，這正是他希望專家同行們深入研究的問題。

　　從1995年開始，宋洪遠和他的同事們開始對安徽和四川兩省的農民工輸出地進行入戶調查。而且，每隔兩年他們還要進行一次回訪。“2003年以來，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各種環境的確有所改善。”這是宋洪遠對分布在安徽、四川兩省的至少400名外出務工人員訪問的結果。

　　那么，既然現在的環境比前些年有所改善，可為什么會在去年出現被專家稱為“有效需求不足”的“民工荒”呢(所謂有效需求不足，是指造成“民工荒”的原因不在于農民工數量少，而是老板不肯出價。———記者注)？這是記者的疑問，也是宋洪遠最近一直在思考和研究的問題。

　　宋洪遠鼓勵記者繼續深入研究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他說，或許能從人的變化中找出答案。“研究每一項政策，都離不開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三個環節。”宋洪遠說，或許現在的問題出在后面兩個環節。他認為，中央針對農民工的政策沒有得到有效執行，更沒有一個有效的監督機制。“為什么不能得到有效執行呢？”記者問。“利益問題。”宋洪遠認為，政策出臺了，但沒有調整好一些執行部門的利益問題，從而導致政策失靈。他舉例說，關于農民工培訓問題，中央財政的配套資金下來后，勞動、教育及農業部門都爭著要做，“大家是在爭利益”。他說，最終的結果可能是，這部分資金跑到了個別部門，而不是農民工身上。此外，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可能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部門之間的利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問題，都集中反映在農民工的身上。在廣東省東莞市，一位政府官員曾對本報記者訴說他們的“委屈”：從我這里掙走工錢，還要我來承擔他的子女教育問題。這位官員認為，這個成本至少應該由農民工的輸出地和工作地的政府來共同承擔，否則就不公平，而且當地政府也沒有義務為這些非戶籍人口解決所有的保障問題。“現在的關鍵是做好各方面的利益調整，最終明確農民工的各類問題該誰管、誰來買單。”宋洪遠說。

　　調整好利益關系，對于解決問題至關重要。然而，有一點是不容忽視的：農民工這個群體，在現代化建設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本報上周對阿星事件的報道中，為保護當事人，將“阿星”化名為“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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