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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于1970年代末的中國改革開放，駛過了整整26個年輪，鑄就了前所未有的輝煌。人民生活水準普遍提升，個人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和選擇，提供三分之一GDP和五分之四新增就業的非公經濟成為市場繁榮的重要支柱，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支撐了中國的和平崛起，足令世界側目。
然而，也就在今天，輿論界對于“改革”的取向和內涵頗不明晰，因為近年來在強
推GDP攀升熱潮中，一些地方政府對土地、信貸等基礎資源的支配權力過大，深度介入了經濟活動，市場化的改革取向似有被擱置的疑慮。
也就在今天，一些行政部門表“改革”之虛言，謀壟斷之實利；外部監督的缺失，導致“改革”成了部分行業壟斷和部門收權的擋箭牌，令那些真正欲改革而不能者心生灰冷之感。也就在今天，出于對貧富差距拉大和由此產生的失落感以及改革參與度的不高，不少民眾對改革的期望值正在降低。
近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持召開“中國改革高層論壇”，重新喚起了不少人對新一輪改革的熱情，在此時刻，要求我們明辨市場經濟的理念、規則和權利；在面臨眾多難題猶豫不決的時候，需要決心和果斷來捍衛和踐行它們。
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要有競爭性的市場，有獨立的市場參與者：治理結構完善的企業、經濟權利自由的個人和誠信獨立的中介組織，對資本、土地和勞動等要素和產品以及其他絕大多資源的定價和配置，只能通過市場機制完成，要有公正的、可預見性的法制環境，要有政府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而所有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有一個嚴格規范的政府體制，其最重要的就是明確政府權力的邊界和行權的規則。
法治政府的基本理念是“凡法律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此亦依法行政之本義，即政府一切行為均需有法律作為依據。在這個意義上，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的關鍵是打破國企對基礎行業和資源的行政性壟斷，依據《公司法》，政府僅為單純經濟意義上的股東，按股份派董事；政事分開以及和中介組織分開，核心是政府不再對事業單位進行人事任命和財政支持，為中介組織釋放發展空間；金融改革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將金融機構還原為真正的企業；財稅改革希望在于政府不能隨意增稅減稅，財政開支和轉移支付須經法定程序；政府監管市場主體及其交易規則，須以法律為依歸。
政府應緊緊守住自己的邊界，不越“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之界。除了通過經濟手段和法律程序調節經濟，并維持公平有序市場秩序外，政府應退出干預微觀經濟活動，這是防止官員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也是趨向完善市場經濟之途。
責任政府不但對官員有明確的問責和追究機制，更要發揮社會輿論等外部監督機制的效能，通過透明行政，約束政府。
開放從來都是改革的驅動力。人們對加入WTO給國內帶來巨大的改革效記憶猶新，遺憾的是這種效應正在趨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負責任的大國，是每位國民對國家的期盼。從這個意義上，中國必須進一步“走出去”。“走出去”只能是雙邊或多邊的互動，這其實也是中國先接受、進而逐步影響國際規則的過程，這就要求我們摒棄固有的偏執，以開放之胸襟，在有關企業跨國并購、匯率和貿易談判中更具靈活性。其實，今日巨大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們面向世界，對一些國際通行的市場規則和商業邏輯的主動認同。
在市場體制的確立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中，沒有什么比激發和擴大公民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更重要的了，這要求保障和尊重個人的經濟自由與權利。在法治社會，公民權利建基于“凡法律未禁止的，都是允許的”這一根本理念。若此，則公民擁有廣泛的求學、遷徙、擇業、創業、交易的權利，任何對這些權利的限制，均須由憲法和法律授權。
在今日之中國，公民尤其渴求表達自己權利的良性機制，維護自身利益的協調和對話的合法渠道，參與新一輪改革設計的適度空間，公平的、可預見的而不是選擇性的、不確定的執法環境，等等。這些機制都還有待于進一步制度化，都是政府要提供的優質公共產品。
對于改革，我們要正本清源地明辨市場經濟的理念、政府行權的規則和公民個人的權利，下定決心，在其中融入我們的心智和行動。這樣我們才能扭轉權錢交易、內部操控等“壞的市場經濟”之頹勢，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之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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