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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賀軍
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已經超過“三分天下有其一”。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中國個體私營經濟占GDP的比重，目前已超過1／3強；民營經濟的就業人員達1.78億人，約占城鎮就業人員的70%。
然而，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在國內的地位，與他們的貢獻并不匹配。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在今年6月30日曾說過一句話，“民營經濟在發展歷程上還處于少年期”。這話讓人掂量。中國的民營經濟的發展從改革開放算起，發展了近30年還在少年期，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近期國內媒體對于顧雛軍問題的熱炒，再次讓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民營企業家在中國的地位和命運。盡管中國以法律和政策形式肯定了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的重要性，但民營企業家群體仍未能真正“登堂入室”，在主流社會中發揮顯著的影響力。
如果對出了名的民營企業家進行簡單劃分，可以分出如下幾個群體：第一類是有官方背景的民營企業家，如張瑞敏、柳傳志、李東升等，其特點是有國企背景，企業發展受到政府大力支持，構筑了較強的政府關系。數量較少，也有人認為他們不能算民營企業家。第二類是完全來自于民間、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如劉永好、張宏偉、尹明善、南存輝、李書福等。他們是民營企業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草根階層一直拼搏上來，并獲得成功。第三類是翻了船的民營企業家，如德隆的唐氏兄弟、歐亞農業的楊斌，以及正身陷麻煩的顧雛軍等。他們因各種原因，在經歷過輝煌之后很快走向失敗。此外，還有大量不知名的民營企業家，數量最多，但受到的關注度較少。
除了第一類之外，其他幾類民營企業家，都還不能算是社會主流中的一個有影響力的群體。他們在商業上的成功，并不一定帶來話語權的增大。而那些“失敗者”，則更多地表現出“梟雄”性質，擅長鉆政策和市場的空子；很多人則因為玩得太大、太出格，而失去了對企業的控制，或者把自己給“玩”進去了。
這些民營企業家的起伏背后，絕不僅僅只是他們個人的際遇變化，實際上折射出了在中國經濟社會的轉型時期，民營經濟適應或參與轉型時所面臨的種種問題。粗粗歸納，民營經濟面臨著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真正的國民待遇。眾所周知，在外資、國企和民營企業中，外資獲得的是超國民待遇，而民營企業的地位最低下、發展環境最差、獲得的是非國民待遇。民營企業大多是靠頑強的生存能力，在市場上爭得了發展空間。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民企的非國民待遇問題也逐漸暴露，民企的進一步發展，急需真正的國民待遇和公平競爭環境。
二是市場進一步開放。民營經濟這么多年的發展過程，實際上就是市場開放的過程。民營經濟的發展，主要是在一些所謂的“競爭性領域”。相當多的重點領域，都在國企的控制之下。在民間的財富大量積累之后，民間資本需要投入新的領域，尤其是被國企所主導的投資回報率高的行業，比如原材料、能源、鋼鐵、汽車等行業。然而，目前國內對于民間資本的投資仍有不少限制，這些限制不一定表現在行政上的不許可，而是表現在宏觀調控、產業政策調整、關鍵領域的市場壟斷等多種形式。
現在有一個詞來形容民間資本的投資——“熱錢綜合癥”。但是，為何民間資本會成為“熱錢”？這還是與投資品不足、市場沒有放開有重大關系。如果不進一步開放市場，民間投資就只能扮演“熱錢”。
三是政府在觀念上的進一步轉變。這個問題看起來虛，實際上并非如此。在一個市場化的經濟體中，區分企業的所有制形式，基本上是一件可笑的事。國內已經沒有必要再對民營經濟另眼相看了，一定要出臺一些專門的政策來扶持他們，來進一步明確他們的合法地位，來開恩式地允許他們去發展什么。這都是在不公平環境下才有的表現，而其根源還是政府觀念上有問題，沒有對民營企業一視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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