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試錯成本

　　《經濟觀察報》：快速的城市化確實令我們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但從農業社會轉型向工業社會的現實，卻讓城市化無法回避，那么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之下，應當采取什么發展策略？

　　李忠(華萊高斯總經理):

　　經濟發展如同騎自行車，只有保證一定的速度才可以站立。

　　城市化也是一樣，它也必須要保持一定的速度。而這個速度中，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如何不犯大錯誤。所以作為規劃，首先要考慮的不是能夠取得多大的成績，而是要考慮如何不犯大錯。什么是大錯？我們取得很多利益的時候，我們要考慮轉換成本是什么，比如現在要舉辦奧運會，我們是否可以在奧運會之后，為這些場館的其他用途留一個接口和余地？一個顯著的事實是，現在有的亞運村的場館在開完亞運會以后，一次都沒有用過，這樣的轉換成本就太大了。

　　生活不是永遠不變的，住宅只要留出可改造的余地就可以了，我們管這個叫“住宅設計中的多次性”。而公共建筑，如亞運村、奧運村，卻應當是傳世之作，但是，恰恰是我們該永恒的沒有永恒，本來要多次變化的，卻投入了相當的設計力量，一些住宅號稱是“百年工程”。公共建筑與住宅建筑的位置本末倒置了。

　　現在城市化面臨的一個緊要問題，是要接受漸進發展的現實。本來我們的城市也是從馬車時代、汽車時代、公交時代、工業文明時代，到信息文明時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功能分區明確”，這句話來自1933年的《雅典憲章》，現代城市區別古典城市，其中有一條，城市功能區“適度”分離。這件事過了20年，1953年整理成文，登在《建筑學報》第三期上，用的原文也是城市功能“適度”分區。于是我們出現了一系列功能區極其明確的做法。比如說望京，每天早晨上班，那里就成了現實中的“蟻穴”，這樣一個單一的居住功能區，不堵車是不可能的，北京堵車主要是由于城市功能區分過于明確決定的。

　　從“適度分區”，到“分區明確”，不過是一個詞匯的變化，但現實中所支付的代價，就是數十萬人生活在早晚高峰期進不去出不來的“臥城”之中。

　　黃順江(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從我的考慮來講，在城市化過程中還處于一個前期加速階段。中國是一個大國，現在我們城市人口已經達到40%。但是從我的判斷來看，城市化質量不是很高，真正城市化還需要很長時間。目前的城市化過程是物質形態上的城市化：城市在擴大，農村在縮小。

　　但更為重要的還是“人”的城市化。我們說人的城市化，有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就業，農村人口到城市就業尚面臨較大的問題。戶口的變化現在已不是問題，但是農村人口的思想、文化，過渡到與城市的思想文化相對接，這個過程很慢。所以社會城市化過程以城市化建設為標志開端，伴隨而來還有文化、思想等一系列的過程，最終來說是社會結構的轉型。

　　鄂俊宇(北京億城地產總裁):

　　現在地產企業互相交流時，沾沾自喜的少，深刻反思的多。在十幾年的過程中，地產商是很尷尬的一個形態，在制度影響、資源影響方面，應當說有很多的做法是不負責任的。

　　作為發展商，在整個開發過程中，對土地價值是否尊重，是能否充分體現土地規劃者價值觀的關鍵點。去國外考察的時候，一個強烈的感覺是作為一個城市的建設者，承擔的責任只是記錄瞬間的歷史，但是對于未來，我們的建筑可能就是后人眼中全部的歷史。我們在開發的整個進程中，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做項目定位，事實上所訴求的指向，就是在一塊稀缺的土地上，到底做什么產品可以實現，地、房和周邊人文環境之間的和諧統一。

　　顯然適當密度的內城住宅，應當是未來住宅建造方向。曾經風光一時的“郊區化”生活，事實上導致了生活成本的無端放大，導致很多原來郊區化的一些人群在回流。而這些回流的人，在選房子，就不再是注重奢華、形式，這一出一進的經歷，讓他們理性多了，開始選擇更多質樸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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