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毀滅與一個國家的崛起之路

　　顧昀

　　這是一起平常不過的殺人案。2005年7月8日，在廣東潮陽市一家織帶廠打工的阿星，由于曠工一天而被工廠主管開除。一怒之下，他用刀砍死了主管，爾后逃亡到深圳，打電話給曾經采訪過他的報社記者，要求在記者的陪同下投案自首。（7月11日《南方都市報》）

　　毫無疑問，等待阿星的將是法律的正義。但是，望著自首時阿星那毫無懼色甚而帶點微笑的面容，相信沒有人不會為這位殺人嫌犯幾年來力圖走正道的艱難路程所震撼。

　　阿星來自廣西天等縣上映鄉溫江村，一個3000多人的小山村，卻多達上百人流竄于深圳等地，采用砍手、砍腳等作案手段搶劫，被深圳人稱為“砍手黨”。阿星卻始終在與“宿命”搏斗。他曾經為“砍手黨”燒飯，看過老鄉砍人、搶錢，卻始終不愿與之同流合污。后來，阿星進入工廠里打工，一天干12小時以上，每月只有300塊錢。即便活得很窩囊，阿星也沒有想到去偷、去搶。（1月20日《南方都市報》）

　　最終阿星還是逃不過“宿命”的魔爪。半年前，在接受記者采訪之時，阿星表示沒法理解老鄉們搶劫時的殘忍手段。僅僅半年過后，阿星便走上了另一條不歸路。

　　阿星的“宿命”，其實也是那個叫做溫江村的小山村的宿命。溫江村是個“山不長樹，地不長糧”的地方。生活在那里的人們只有兩條出路，一是外出打工，二是到礦洞打礦。但這兩條出路，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絕路”。

　　雖然挖礦每個月少則能賺八九百元，多則一兩千元，卻是以生命為代價的慘淡之路。村里人對于打礦更多的是“恐怖的記憶”。各地煤礦頻繁出事故，更是溫江村人打礦之路的最好注腳。外出打工，卻是又一條血汗之路。當地外出打工者，由于文化水平普遍底下，大多只能接受類似于阿星這樣的工資待遇。

　　這真的就是溫江村人的宿命嗎？或者說，這就是廣大中國農村的宿命所歸嗎？

　　二十幾年來，中國的GDP增幅年均高達9.4%。如今，中國一躍而成為在世界排名第六的經濟體。但是，在工廠里打工的外來務工人員的工資十多年來一直沒有得到提高。中國的崛起之路，在相當程度上是以犧牲一代兩代中國工人特別是外來務工人員的血淚汗水乃至生命為代價的。

　　但是，從阿星的毀滅之路可以看到——作為一個國民，在教育權利上，他和他的許多老鄉都沒能夠享有應有的國家義務教育；在工資收入上，雖然他一天工作12小時以上，卻還在當地最低生活保障線之下；在工作保障方面，他4個月沒有休息過一天，曠工一天，等著他的卻是被開除的命運；在國民待遇上，他不能夠在自己的國度自由呼吸，因為沒有身份證，他經常被收容帶走、被罰款；在日常生活中，他甚至感覺不到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尊嚴所在。他說，在城里人面前，“我覺得城里人就是那個高樓，高到天上去了，我們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來了，都看不到人家”。

　　我們知道，保證國人的基本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保障國人的基本工作福利，維護國人的基本人權，捍衛國人的個人基本尊嚴，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應盡的義務，是國家憲法與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然而，阿星的悲劇卻說明，我們沒有盡到的責任實在太多。

　　幾年來，阿星本著自己的理性，一個人抵抗著罪惡的侵襲。即使到了最后一刻，他都沒有放棄自己。工資低下，他忍了；拖欠工資，他忍了；因為曠工一天而被開除，他忍了；4個月掙了2000多元工資卻只給了他600元，他還是忍了。當他默默地收拾衣服，準備離開這家工廠的時候，如果不是工廠主管跑來痛斥一番，傷害了他作為人的最后的尊嚴，也許他會就這么忍下去，然后到一個新的地方，開始那前途黯淡、希望渺茫的新生活。

　　但是，那位主管的侮辱壓倒了他最后一根理性的神經，同時也使他以卑微的生命對這個國家敲響了警鐘——如果不扭轉這種GDP至上的經濟理性，如果一個國家的發展沒有注重更普遍意義上的公平與公正，那么，今日的阿星，將是更多國人所不得不面對的命運！“如果我死了，我希望我下輩子不要生活在我們那里”，將會是一個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國人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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