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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曉明
7月6日，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CEO傅成玉在美國《華爾街日報》以“為什么美國要擔憂？”為題，對優尼科的并購案發表文章。傅成玉態度誠懇、論據充分的文章基本上對美國人擔心的問題作了全面的解答。那么，傅成玉的文章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美國人的擔憂，甚至是恐慌嗎？以我看來，對優尼科并購本身而言，美國方面不會有多少擔憂。事實上，從并
購的直接效益來看，也許美方可以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
美國人的這種恐慌是由并購的勢頭所造成，也與最近另外兩起并購有關。在美國人看來，聯想、海爾以及中海油在無意之中，對美國經濟系統有一種組合并購：聯想得到的是IBM跨國公司的管理技術；海爾看中的是美泰這個仍然響亮的品牌以及美泰的營銷渠道；中海油要的是維持經濟“動脈”的“血液”。
近日，美國著名財經網Bloomberg的專欄作家威廉·皮賽克以題為《通用汽車、微軟最終會落入中國人之手嗎？》來解讀近期聯想、海爾以及中海油分別并購美國公司的案件。顯然，皮賽克是在以夸張的文筆來撰寫這篇專欄，但無疑揭示出許多美國工商界以及政界人士面對中國企業純粹商業并購浪潮的恐慌心態——美國公司能擋得住中國企業的并購之勢嗎？
無獨有偶，在大西洋的對岸同屬西方的歐洲，近來傳達出另外一種西方的恐慌。在法國公投后，《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撰文解讀為什么多數法國人否決歐盟憲法條約。布魯克認為，法國人否決歐盟憲法是因為對其生活質量呈下降趨勢感到焦慮，對外來的競爭感到無能為力。布魯克承認，凡是在西歐生活過的人都知道西歐的生活有多滋潤，但生活質量并非能決定人的士氣，而“勢頭”卻是士氣的決定因素，在一個貧窮的國家，人可能會更幸福，因為可能有向上的“勢頭”，而富裕國家的人卻會是向過去看，而在西歐人的前面恐慌多于期望，正是這種“恐慌”使得多數法國人拒絕了歐盟憲法條約。
政治評論家們可以與布魯克爭辯否決歐盟憲法條約的原因，但布魯克所提到的窮國的“勢頭”與富國的“恐慌”卻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借用一句中國的俗話來比喻，就是“上山容易下山難”。這上山的“容易”并非是不費勁，反而是需要更大的努力，“容易”意味著一種向上勢頭、一種對登上山頂的希望，而下山的“難”是由于下滑的心態和要失去“制高點”的恐慌。必須承認，如今的西方是在山頂觀景享受，而東方還在山坡的下半部吃力地爬坡。但是，從向上攀登的“勢頭”來看，處在下面的東方卻占據了優勢。
法國人嫌每周工作35個小時太多，印度的工程師卻愿意工作60個小時。盡管印度人工作更辛苦、薪水更少，但他們有向上而行的“勢頭”，相反，擔心周工作時間可能改回40小時的法國人卻感到向下滑的“恐慌”。
聯想、海爾、中海油的跨國并購是東方“勢頭”的一種新的代表，這只是中國企業與西方公司在“高段位”上競爭的開始，隨著這股上升的“勢頭”，必將有更多的中國企業要“走出國門”與西方公司競爭，去挑戰美國等西方國家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在跨國并購的同時，中國本土企業也會以自身的品牌進入國際市場，在不同的層次上與西方企業展開競爭。此外，中國企業必須在如今充斥著外國品牌的國內市場搶回自己的“領地”，而中國的跨國企業也應首先守住自身的陣地，并同時在國際市場上拼搏。
英國19世紀的歷史學家阿諾·托義比有一句名言：“文明的消亡是由于自殺，而不是他殺。”西方的“恐慌”和“下滑”與東方的“勢頭”和“上行”有一定相互的關系，但如果有一天不僅西方的經濟衰退，而且還包括西方的文明走向消亡的話，那是西方自身的原因，包括拋棄自身的文化傳統、不再堅持曾經將西方推上經濟頂峰的自由競爭機制，甚至不能生育足夠的小孩來滿足維系文明所需要的人口要求等。如美國政府執行貿易保護主義定會傷害美國的經濟。法國人因為害怕競爭拒絕歐盟憲法而失去了阻止進一步“下滑”的機會。
同樣地，我們可以援引托義比先生的邏輯，外來力量不能抑制住文明的勢頭，而如果文明失去勢頭，也只會是自身的因素所致。因此，單是西方的阻止還擋不住東方的勢頭，這個世紀是否屬于東方，將由東方自身來決定。對于東方，最重要的是，在繼續努力爬坡、力爭保持向上攀升勢頭的同時，必須盡全力解決自身內部的問題，比如脫貧、環境保護、推行健康的銀行系統、建立牢固的資本市場、完善各種體制規范、保護好文化傳統等等，因為只有和諧、民主、文明、有民心、有文化根基、制度健全的社會才是既有穩固基礎，又能保持繼續向上勢頭的社會。
(作者現為埃森哲美國公司高級信息管理咨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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