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撲克中的宗教牌

　　作者：唐學鵬

　　經濟發展游戲“撲克”中隱藏著一張“宗教牌”，這是馬克斯·韋伯的結論。不過由于這張牌打法不明，大小難以界定。所以人們研究它的路徑分散而怪異，不時發出哄笑和爭吵。就像阿多諾說的，“我們做的是蠅眼分裂般的工作，我們找不到道路，道路拒絕了我們。”

　　的確，如果將經濟發展的諸多變量剝離出來，只留下宗教因素，然后觀測宗教對經濟產出的影響，從牌理上看也許是可行的，但是從牌局的玩法上看，是艱難的。因為宗教對于經濟增長的推動是神秘和難以物化的。比較偷懶的做法是，可是專門采取文化符號學的方法大放厥詞一番。但是文化符號學容易產生文人相輕，小范圍的文化牌局沖突。

　　宗教差異的數字化分析

　　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Robert J. Barro)為此感到郁悶。巴羅一直相信，宗教的差異一定能從經濟增長差異中反映出來。而且，他也固執地相信，文化差異一定能從數字偵探師的嚴謹偵察中體現出來。

　　巴羅這篇論文的名字就叫《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全文刊登在美國國家研究局的網站上。

　　在論文中，巴羅選取的經濟發展指標有4個項目。一是人均收入，二是教育程度，三是城市化水平，四是壽命預期值。然后看宗教能否讓這些項目的數值變得更好看。

　　巴羅和合作者女助手McCleary搜集了1981年到1999年59個國家的宗教狀況和經濟發展指標，并且獲得了Gallup調查，世界銀行和密歇根大學等6個組織的幫助，得出了一份完整的調查報告，這份完成時間長達5年的報告確鑿無疑地肯定了宗教與經濟發展的強相關性。

　　巴羅說，“宗教本質上是一個類似于俱樂部的共同體。誠實能讓俱樂部信息流通無障礙，熱愛工作則加強俱樂部的財政實力，而節儉同成本控制有關，對陌生人開放則有助于俱樂部的擴張。”

　　不過，巴羅的研究表明，盡管宗教氣氛濃厚對經濟發展有利，但如果該國天主教堂，清真寺，猶太教堂太多的話，那么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將變得緩慢。也就是說，宗教的組織化和組織的規模化將損害經濟發展，占有經濟資源，而且把人們在市場上的工作時間搶奪過來，變成了在教堂里的“宗教虔誠”時間。

　　McCleary說，“巴羅和我希望那些經濟學者做經濟增長模型的時候，能夠引入宗教文化變量，我們已經有了自己的獨特的模型處理方法，我們希望后來者運用它們并改進它們。”

　　巴羅論文里還有一個非常新穎之處，在于他把教育同宗教進行分離處理。馬克斯·韋伯是將兩者混在一起處理的。巴羅推翻了過去有關經濟增長的一個假定，認為只有教育才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非物質因素，實際上，教育的確對經濟增長很重要，但只是在個人主義層面上，提高了個人的能力，而在提高整個生產函數和制度函數的內在融洽程度和內在效率做得并不多，相反宗教可以做得比教育好，宗教改造并撫慰人心，宗教讓勞動者友愛，滿足和快樂。

　　過去人們認為，全民教育水平的確反映著國家經濟發展的高度，但這是值得懷疑的。“比如美國，同西歐相比，美國的整體教育水平低于他們，但是美國比他們都富，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是世界上最具有宗教精神的國家。”

　　實際上，就我所知，能夠支持巴羅看法的事例的確很多。比如在過去30年間，東亞大部分國家，比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南韓都呈現出經濟高增長伴隨著基督教文明在該地區強烈擴張的傾向。而且，南韓是觀察這一趨勢的最好范例，南韓是東亞儒教文化最濃重的國家，而它向基督教文明轉化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其次是新加坡和日本。

　　“宗教氣氛淡漠的地方，經濟低增長也是題中之義。比如馬克斯·韋伯的故鄉，過去的東德。”巴羅說。東德是目前世界上宗教熱情度和經濟增長率最低的國家。

　　缺失地獄的不同

　　我在讀巴羅這篇論文時一直想，既然東亞事例表明：儒教文明大規模地向基督教文化轉向，是市場經濟內在結構對于宗教的選擇和渴望，那么儒教在市場經濟的融洽程度上比基督教稍遜一些的是什么呢？

　　是地獄！市場經濟不僅僅要挑選出好的行為，還要懲罰壞的行為。市場經濟需要憲政，法庭，警察和看守所，這些訓誡肉體的地方，也需要另外一種地方，如福柯說的那樣，“訓誡精神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宗教里的地獄，火獄，煉獄。

　　沒錯。儒教文明最大的缺點是沒有精神的畏懼感，沒有神，沒有靈魂的施虐者，沒有終極懲罰。儒家文明從家庭倫理出發，很纏綿地與體制權力調情，也會很慈祥地發展出平和的交往哲學，總之，沒有生命中不能不祈求之“輕”。

　　盡管很多中國人認為儒教其實不是一種宗教。不過，我倒是更愿意接受經濟學家Luigi Zingales把儒教當作一種宗教的態度。

　　有意思的是，韋伯所定義的新教倫理也開始需要變遷了。據我所知，東亞國家的儒家文明向基督教過渡，是向韋伯時代新教倫理過渡，如當時的新教徒一樣，這些國家的人民受到了殘酷的達爾文主義的教導，更愿意刻苦工作，存錢和往上爬。而現在，那些韋伯時代的老牌新教倫理國家關注的是國民生命質量和體制的“社民主義”，他們走到了“后韋伯”時代的新教倫理道路上來。

　　這有點讓人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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