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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科/文
1994年世界銀行發表了一個“東亞奇跡”的大型報告，然而就在此時，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預言東亞要出問題，三年后的亞洲金融危機證實了他的預言。克魯格曼能夠做出這樣一個預言是因為他當時用了華裔經濟學家劉遵義的研究，還有一位韓裔經濟學家的研究。增長有兩個來源：一個來源就是投入增加，另外一個來源就是效率提高。根據劉遵義的研究
，東亞的經濟發展，效率提高的部分是零，全都是靠資源投入，資源是有限的，投入維持不了很長時間。從這些年來看我國的經濟發展，也是典型的“東亞式的資源消耗型經濟增長”。中國的資源有限，而且平均占有資源，土地資源、水資源、礦藏資源、森林資源都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理論上講，在有限資源約束下的經濟增長必定會有極限；從實際發展情況來看，我國的部分地區也開始出現了經濟增長放緩的跡象。
我們注意到，一直作為我國經濟“領頭羊”的廣東經濟今年一、二季度首次“落伍”了。2005年第一季度，占廣東經濟總量一半以上的廣州、深圳的GDP增幅分別下降5.5個和5.8個百分點，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廣東其他地級市的工業增加值同比增幅回落最多的有30.1%,最少的也有3.5%。
廣東地區乘改革開放之風，享有國家支持的優惠發展政策，加大制度創新步伐，一度成為全國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其經濟發展模式也被其他省份地區爭相模仿。凱恩斯主義強調由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凈出口的總和構成的有效需求(現在被稱為總支出)是國民收入、產出和就業的直接決定因素。廣東的經濟發展正是與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和大量出口產品直接相關的。資本、技術、勞動、制度是驅動經濟增長的四大要素。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具有吸引外來資本的優惠政策，而大量制造業工廠的建立也使得內陸地區的勞動力涌向廣東，加工貿易下的制造技術的易模仿性促使了工廠被大規模復制與擴張，這些因素都有效的促進了廣東取得經濟增長的先發優勢。
然而，廣東二十年的經濟增長也帶來了廣東后續增長的隱患。以廣州為例，其土地消耗已達到極限，規劃用地380平方公里已基本用完了。資源消耗的無節制導致原本資源匱乏的廣東發展被動，煤炭、石油、礦石等大宗能源材料依賴外地和國外供應、電力供應嚴重不足；外緣性經濟發展使廣東的工業產業處于經濟附加值較低的產業鏈環節，資源和市場“兩頭在外”，加大采購成本的同時卻提不高產品售價，企業處于低利潤空間，不利于經濟持續、穩定地增長。此外，廣東原本的優惠政策正在喪失，作為制度創新的實驗地也不只限于廣東，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的廣東漸漸失去了地方政府的經濟保護。“民工荒”、資本外逃、產業轉移，似乎所有的災難同時降臨廣東，那么，廣東經濟發展出了什么問題，“領頭羊”為何落伍了，中國經濟發展是否會跟著出問題？
“民工荒”的實質是“技工荒”。中國人口眾多，并不缺少普通工人，中國缺少的是技術工人。長期以來，我們對技術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的投入都比較少，缺乏培養技術人才的機制。在實際經營中，我們的生產制造企業都是一些簡單的加工組裝生產型企業，對技術要求很低，甚至談不上技術，我們只是利用仿制別人的技術，而投入的只是簡單的大量普通勞動力，所謂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其實是一種過密型經濟，是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我們要營造的勞動力優勢，不在于眾多的勞動人口，而在于不斷增長的技術型人才、知識型人才。為此，要在制度上保護知識產權，加大技術研究投入，鼓勵技術創新，建設技術人才培養機制。
資本外逃和產業轉移，是廣東的經濟發展環境對產業發展的限制的一種必然選擇。廣東的金融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相對于上海的金融發展，廣東的金融服務業更顯得不足。廣東金融機構對“金融危機”的恐懼心理仍未消除，他們對于投資持風險厭惡型態度，這將會減少對企業發展的信貸支持，不利于企業的成長發展。資本的流動偏好是從信用差的地區流向信用好的地區，從稅負重的地區流入稅負輕的地區。廣東的實際稅率偏高一定程度上影響資本的流入，甚至使原有的資本向外流出。資本外逃，引起投資的不足，最終影響到地區的經濟增長。土地價格的膨脹、資源的匱乏、金融服務不足、實際稅率偏高，這都會加大在廣東的企業運營成本，因此許多企業開始考慮把投資基地轉到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都較低且具有稅收優惠政策的中西部地區，并不如廣東本地政府所愿向珠江三角洲兩翼轉移，這最終導致了廣東的產業止不住地向外省轉移的尷尬局面。
廣東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全國經濟增長的典型，以投資驅動型的高能源消耗經濟增長必將受到資源的約束，是難于持續的。廣東經濟發展在前問題也將最先爆發出來。廣東經濟增長開始面臨問題，反映了這種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弊端，廣東的今天也許是其他地區的明天。
統計數據顯示，廣東1-5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6%左右，比全國平均水平低約10個百分點，這個數據容易使當地政府形成固定資產投資不足直接導致經濟增長乏力的判斷，進而采取加大固定資產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如果不及時向以技術進步為核心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廣東經濟將陷入“增長極限”的陷阱不能自拔，增長放緩可能演變為經濟衰退。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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