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企業家死亡檔案字里行間看富人群體眾生相

　　最近，我看到媒體上有這樣一種說法：“我們要好好的珍惜活著的‘創富人’，要愛護他們，千萬不要動輒因一兩個害群之馬而誤讀他們，委屈他們。要知道，一個能夠創造巨大財富的富人，越到后來越是在為別人、為社會而存在。可以說他們是為自己而生，為別人而戰，為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使命而戰！”想想的確如此。現代社會里的競爭是激烈的，在經濟領域里的競爭更是令人不敢懈怠。一個企業家死于非命，我們往往把死因簡單地歸結為仇殺、自殺、病殺。然而，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些企業家的死亡檔案時，可以發現我們并沒有

找到真正的“兇手”，那些被綁赴刑場槍斃的兇手，那些在工作臺扼住老總咽喉的病魔，那些墜樓毀身的亡靈，只不過是一群“傀儡”，而謀殺經理人的幕后兇手是誰，我們至今模糊不清。因此，“今天張經理被殺，明天王老板遇害”的消息在媒體上頻頻出現……面對企業家的死亡，我們要做的是尋找真正的死因，減少企業家的死亡率。

　　據報載，1988年7月26日，這是一個天空沒有云彩的日子。那天下午，沈陽市人民旅社裝卸工李丹酒后找經理王淑琴要求調換工種，王淑琴見他酒醉，拒絕和他談話。李丹拍案而起，手持水果刀，直指王經理，擺出一副殺人架式。被稱為改革家的王經理也不示弱，立即報警叫來了公安，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李丹要被公安機關拘留10天。處罰決定下達的當天晚上，李丹借回旅社寫申訴之機竄至經理室，手持菜刀向王淑琴砍去……

　　王淑琴被害后，正在沈陽出席《企業家》雜志社第四屆顧問工作會的50多名企業家憤怒了。他們每人掏錢現場集資5000多元，買來12米長2米寬的白綢，都在上面簽名，然后又拖著白綢緩緩地走過1公里長的沈陽大街，直到死者靈堂前，為死者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悼詞中有樣的文字：“王淑琴同志是改革的勇敢斗士，是我們企業界的驕傲，是我們時代的英雄兒女！她對破壞改革的壞人斗爭最勇敢！她是我們的好榜樣！”

　　在那學習“榜樣”的年代，一個“榜樣”倒下去，千萬個“榜樣”站起來。

　　1993年10月31日上午，又一個“王淑琴事件”發生了，武漢市第四冷凍廠廠長潘茂華在辦公室被職工殺害。其原因是兇手作案前夕，廠長辦公室依照有關廠規，決定給予毆打職工、無故曠工、長期不上班的工人張志發開除廠籍、留廠察看一年的處分。身為國企職工的張志發，一下子被潘廠長砸了“鐵飯碗”，今后的日子怎么過？家里老婆孩子還等著他那點微薄的工資解決柴米油鹽問題。好啊，你砸我的碗，我就要你的命。于是，張志發什么也不顧了，攜帶三角刀竄進廠長辦公室，向正拿著電話忙于廠事的潘茂華的背部、胸部連刺6刀，潘廠長當場倒地身亡。

　　事后，人們對潘廠長的死感到遺憾，如果潘廠長注意一下工作方法，是完全可以避免一死的。

　　由于廠長經理被害事件在各地時有發生，人們把此稱為“王淑琴現象”——1994年，遼寧發生這類事件267起，上海100多起，江蘇34起，四川25起……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遇害的廠長經理在中國經濟轉型初期，為改革付出了血的代價；同時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初上戰場的廠長經理，顯露出戰斗經驗的嚴重不足。

　　為什么國外企業家很少有被員工殺害的現象？這并不是國外的企業不存在勞資沖突，而是他們有防被害的“安全閥”。如美國霍桑工廠的渲泄效應(讓工人渲泄對管理的意見和抱怨)，日本的特種員工室(里面陳列各級主管的偶像，以泄憤懣之情)。勞資沖突并不是產生員工殺廠長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應該是我們的經營者的安全門虛掩著。

　　當然也有禍起“仇富”。歷史跨入21世紀，隨著中國企業家經營素質的成熟，“王淑琴現象”雖然已成為“過去”，但企業老總遇害的事件并沒有停止，只是在內容上發生了變化，由勞資沖突變為“貧富對立”，由“殺仇”變為“殺富”。

　　2003年1月22日，山西首富李海倉在辦公室被槍殺；

　　2003年2月12日，溫州富商周祖豹被刺14刀后，悄然倒在自家門口；

　　2003年4月18日，億萬富豪陳世賢在澳門葡京酒店被湖南賭徒持刀傷命；

　　2003年8月17日，蘭州地產億萬富豪劉恩謙被人持槍殺害……

　　短短的7個月，就有4個大富豪被殺，老百姓戲稱2003年為“殺富”年。

　　李海倉和周祖豹被殺后，中央電視臺《對話》欄目就此做了一期節目，受到邀請的都是民營企業家，其中還有李海倉商界的朋友。當主持人提到互聯網上一則評論“有錢人都不是好東西”時，在場的一些人顯得非常尷尬。

　　為什么尷尬？因為他們曾經崇拜過的富人名單中，可以看到走私販私獲利高達66億美元的賴昌星、涉嫌偷逃巨額稅款的劉曉慶、直接或間接集資詐騙數十億人民幣的牟其中、轉移國有資產的李經偉、做假賬的楊斌……他們不得不捫心自問：一些富人在很多時候遭遇的安全問題極有可能發端于自身。

　　廣州市婦聯最近在“富人究竟是什么樣的群體”的調查中，16個被調查者描述富人形象時全提到了“包二奶”。

　　而且一些富人仍在不遺余力地用實際行動自毀形象。44歲的呂宗大是遼寧省遼陽市銀河工業制版有限公司董事長，他因偏好于“玩處女”而被一審判處死刑，據說，他周圍的富人朋友都喜歡這種“游戲”。這直接反映出當代中國富人階層存在的素質隱患。

　　有些媒體為追求轟動效應，將富豪們一些鮮為人知的發跡細節披露于眾，客觀上也驗證了“富人沒有什么好東西”的說法。許多人開始相信，真正沒有“問題”的富人在中國少而又少。連柳傳志也承認，當初為了生存，聯想曾經賴過賬，走過私；新希望集團總裁劉永好也承認，新希望飼料供不應求的時候，某省區負責營銷的總經理就用了一些高水分的玉米，賺了500萬元黑心錢……

　　富人自毀形象，媒體對富豪陰暗面頻頻曝光，滋長著一些人的“仇富”心理，這種“仇富”心理的無限蔓延，必定產生“殺富”動機。

　　盡管絕大多數主流中國富人是優秀的，他們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然而，不幸的是他們不但沒有得到公眾應有的尊重，反而不得不替個別“問題富豪”去背“黑鍋”，不得不承擔由此而帶來的殺身之禍。

　　有人把富豪被殺歸結為兇手，仿佛加強防備就可以避免被害。其實，雇用保鏢只是一種心理安慰，周祖豹生前擁有6個保鏢，卻仍然防不勝防，還死被兇手刺死在自家門前。

　　從社會防身學的角度看問題，我們不應該把持刀殺人的歹徒看成是兇手，而應該把產生殺人動機的“仇富心態”視為真正的殺人兇手，這是殺人的心理基礎，斬草要除根。要除掉“仇富心態”，我們的富豪們就得重塑自己的形象。

　　更多的是透支生命現象嚴重。翻開中國企業家死亡檔案，我們還看到了一批戰死在“工作臺”上的企業老總，他們把自己的每一滴血都流在了企業的“工作臺”上，既叫人感動，又叫人惋惜。感動的是他們那種崇高的獻身精神催人淚下，惋惜的是他們不懂得生命比金錢更可貴的道理，他們把生命當成錢一樣，進行負債經營，透支使用。

　　曾令發是荊州市江陵區油脂工業公司的總經理，他是累死在“工作臺”上的。你看他是怎么樣在亡命工作：寒冷的2月，曾令發打著赤腳，跳進廢料池。池內難聞的臭味直刺鼻子，而那帶有咸性的下腳料如小蟲一般噬咬著他的雙腿，令他奇癢難忍。他用雙手一捧一捧地往外掏，不一會兒，因過敏反應，他的手上腳上紅腫斑斑，就這樣在廢料池里一呆就是5天，直泡得四肢脫皮潰爛；另有一次，曾令發鉆進一臺預榨機底部的車槽里拆裝、調試設備，天黑了大伙都沒有看到他出來，呼喚他的名字，也沒有回聲，當大家發現他，把他從在車槽拖出來時，他已經僵死過去，經過大家點穴、捏筋好一陣，他才醒過來；又一次，他住院開刀，醫生要求休息半年，他只休息了26天就上班了……他有限的生命被耗去了最后一滴血，1998年3月14日晚上9點，他獨自一人倒在勘測色拉油基地的現場再也爬不起來了，終年50歲。

　　1999年5月4日，“中國火腿腸大王”春都集團董事長高鳳來，在實現了春都A股上市交易并從股市募集走了4個億的現金后，心臟突然停止了跳動，他的職工說：“高老板是愁死的”。

　　2001年7月31日，率先掀起國內啤酒并購狂潮的啤酒業鐵腕人物“拼命三郎”青島啤酒集團老總彭作義猝逝。這一天，他開了一天的會，還接待了兩名記者……而在他逝世的前幾天，青啤以8500萬元收購福建釀酒廠(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獨資的第一家(福建)啤酒有限公司51%的股權……

　　在中國，有不少經營者都在亡命的工作，有的老總早上還在北方穿棉衣，中午已到南國穿襯衫，晚餐還未及享用，卻已到子夜時分，整日里電話不停，會議不斷，飽受車船顛簸之苦，鮮有家人的天倫之樂。

　　記者曾經與一位老板同行，親眼得見，這位老板為抓緊時間，早晨起床后，一件事同時并舉，屁股坐在抽水馬桶上，右手持牙刷在牙齒上梭動，眼睛盯著左手端平的一張地方晚報。

　　中國的不少老板就是這樣在工作。

　　據浙江企業家保健服務中心介紹，在他們接待的25000名廠長、經理中，有90%左右的人不同程度地患有一種或數種疾病，平均年齡只有43歲。中國的廠長、經理之所以英年早逝，是因為他們在透支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用自己的生命賭明天。

　　我認為，珍惜生命應該是英雄的本色。在美國很少有企業家累死的傳聞，一些富豪活得輕松、瀟灑。

　　波音公司董事長兼總裁弗蘭克?施龍茨說：“我有工作以外的興趣，盡力使自己不在每一刻都想到公司。我認為，無時不想到公司對我或公司都沒有利。”

　　《福布斯》雜志對800家最大的工業和服務公司調查，大約有1/3的企業家平均每年休假4周；另有1/3休假3周；低于2周的只有13%；而休假5周者卻有1/10。

　　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兼總裁羅杰?史密斯認為：“勤勞工作是我所知道的在這個世界上獲得成就的惟一辦法，但工作必須編排適當和有成效。長時間工作本身并不帶來生產力。”

　　我們經常把“不去舞廳，不去卡拉OK”的老板看成是好老板，而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卻說：“我希望所到之處均有音樂”。他認為，音樂是他生活的推動力。

　　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場戰亂后，一個農夫和一個商人在街上尋找財物。他們發現了一大堆燒焦的羊毛，兩個人就各分了一半捆在自己的背上。歸途中，他們又發現了一些布匹，農夫將身上沉重的羊毛扔掉，選些自己扛得動的較好的布匹。貪婪的商人將農夫所丟下的羊毛和剩余的布匹統統撿起來扛在肩上，重負使他氣喘吁吁，步履遲緩。走了不遠，他們又發現了一些銀質的餐具，農夫將布匹扔掉，撿了些較好的銀器背上，商人卻因沉重的羊毛和布匹壓得他無法彎腰而難以撿取農夫拾剩的銀餐具。天降大雨，商人的羊毛和布匹被雨水淋濕了，他饑寒交迫地踉蹌著，最后摔倒在泥濘中；而農夫卻一身輕松地迎著涼爽的雨回家了，他變賣了銀餐具，生活富足。

　　累死在“工作臺”上的老板，并非死于疾病，而是死于不懂得農夫式的“放棄”。

　　逼入黃泉。這是一份中國企業家自殺的死亡檔案：

　　1993年3月19日，上海大眾集團董事長方宏跳樓自殺；1997年7月25日，貴州習酒老總陳星國在遵義湖山賓館門前開槍自殺；

　　1998年9月22日，四川航空公司總經理杜定歡，因涉嫌卷入牟其中走私飛機案，在被立案偵查階段，自縊身亡；

　　2000年8月9日，重慶藥房老板陳華，因先后大幅度降低有關藥品價格，連連接到恐嚇電話，由此精神恍惚，跳江自盡；

　　2003年6月22日，溫州最大的國有企業浙江東方集團副總裁朱云龍在自己的辦公室以“上吊”方式結束了生命；

　　2003年9月6日，河南首富喬金嶺因債務糾紛自殺身亡……

　　記者面前擺著一份來自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的數據：自1980年以來，中國已有1200多名企業家自殺，而這僅僅是有文字記錄的一部分。

　　很多人認為，擁有金錢、事業、名譽的企業家，理所當然地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幸福。其實，一個人一旦成了企業家，便意味著他的一生從此將與壓力、競爭、勞累、焦慮結伴而行，再不得輕松。正是如此，企業家也不得不比一般人承受更大的精神壓力，當這個壓力超過他能夠承受的極限或接近極限，他們就會面臨墜入深淵的危險。

　　馮永明，是廣東省茂名市一位年僅29歲的企業老總，他在家中用水果刀割腕自殺。在他臨死之前，給后人留下這樣一行文字：“現實太殘酷，競爭和追逐永遠沒有盡頭……我將到另一個世界尋找我的安寧和幸福。”

　　據說在陳星國自殺的那天，是中國貴州茅臺酒廠(集團)公司兼并習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籌備會議的前一天。在此之前，他曾有過兩次自殺，都是他獲知習酒將被茅臺兼并要求仍當習酒“老大”沒有得到有關部門同意后發生的。

　　喬金嶺自殺后傳言的一個版本是，1996年，他以他和其他3個伙伴的名義在鄭州注冊了另一家公司，從遼寧借款1億人民幣到海南搞房地產開發失敗，1億元灰飛煙滅，4位股東中其他3人早已傾家蕩產，只有他的黃河集團擁有數億財產，遼寧和上海高院均判喬金嶺償還1億元債務……他一時想不通，走上自殺之路。

　　浙江省嵊州市“一個小型私募基金管理者”鐘健民，由于私募基金管理受股市的漲跌影響，從最初的激越飛揚到近年來的逐階下行，他用劇毒農藥給自己38歲的人生劃上了句號。

　　人們在同一財富的起點起步，因其能力和機遇不同，在結果上就不會平等，市場經濟競爭只創造少數富人，輸者必畢竟是多數。有的人累敗累戰，最后成了贏家，有的人輸了一蹶不振，最后走上絕路。企業家也有脆弱的時候，有位廣州企業家看到報上接連刊登的“富豪被殺”的消息后，仿佛明天黑洞洞的槍口就要對準他了，因為他在商場打拼得罪了不少朋友。如何躲避這黑色的槍口？他選擇了自殺，心想，與其被別人殺，還不如被自己殺，這樣死不會有恐懼感。

　　盡管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不斷有富人或被殺或病殺或自殺，然而，人類的創富精神，并沒有因他們的死亡而中斷，其原因是那些在創富路上獻身的“創富者”用自己的肉體和鮮血，為后來者探清了黑暗中的利石，用自己的毀滅標出了失足的深坑……

　　不管創富人死于什么原因，可以肯定，他們的“創富功勞”是不可磨滅的。我們要好好的珍惜活著的“創富人”，要愛護他們，千萬不要動輒因一兩個害群之馬而誤讀他們，委屈他們。要知道，一個能夠創造巨大財富的富人，越到后來越是在為別人、為社會而存在。他們創造的財富越多，這個財富與他們個人的關系越少，與別人的關系越大，可以說他們是為自己而生，為別人而戰，為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使命而戰！(林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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