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滿子：銅臭與漢末士風

　　東漢末崔烈買官，時人“嫌其銅臭”。當時清議之風盛行，名士們清介輕財，頗多卓異之行

　　□ 何滿子／文

　　中國士大夫從儒家“重義輕利”的觀念發軔，積漸而鄙視牟利和一切與財帛相差的不

當行為。自詡清高的士君子矯枉過正，乃至鄙夷金錢，斥之曰“銅臭”。“銅臭”一詞，始見于《后漢書崔烈傳》中記其孫崔烈事跡。迄今，仍作為鄙惡市儈的詈詞播騰于人口，可謂源遠流長了。

　　崔家世業儒，與撰《漢書》的班固齊名。子孫也都能盡傳其業，有美譽。崔烈原來也“有重名于北州，歷位郡守、九卿”，并無失德。不料到晚年，忽然官迷心竅。正遇上靈帝時朝政昏亂，宮廷中的閹宦擅權，朝廷公然在鴻都門張榜賣官鬻爵。當時，不少有功勛名譽的人士都先后“輸貨財而后登公位”，崔烈也紅眼病發作，通過宮廷保姆“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于是一下子聲譽大跌。風聲傳到崔烈耳中，他也“不自安”了，于是問他的兒子崔鈞：“吾居三公，于議者何如？”崔鈞答道：“大人少有英稱……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崔烈追問為什么天下失望，“鈞曰：‘論者嫌其銅臭’。”

　　在專制集權制度下，上下等級森嚴，庶民無權且不敢譏議官至三公的大人物，不似今日尚有輿論工具，可以揭露買官、跑官這類貪污腐敗行為。崔烈買得三公之位的“銅臭”惡名之所以播騰人口，“天下失望”，是因為他碰上了當時清議人士“直之風”十分張揚的時代。《后漢書黨錮列傳》形容其時清議名士的風習云：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聲名，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直之風，于斯行矣。”

　　崔烈于是便逃不脫清議了。當時這批恪守孔孟政治倫理的(可稱為儒家的理想主義一側)清議名士，與閹宦擅政的王朝對抗，標榜自身清正廉介，強調處世特立獨行，正如《黨錮列傳》所說，“矯枉其直必過，其理然矣”，頗多卓異之行。這里不談旁的方面，僅略舉若干清議名士對待財富的性行，亦可窺見當時士流對待金錢的傾向。

　　夏馥：“少為出生，言行質直。同是高氏、蔡氏并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由是為豪姓所仇。”郡人都對富豪高、蔡兩家敬畏而甘為服事，夏馥與這兩家比鄰而居，卻傲岸地不相往來，寧冒被豪家所仇的險也不在乎。因此他“以聲名為中官所憚”。

　　檀敷：“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家貧不肯受人施惠，倒也罷了，因不滿上級，竟棄官不干，寧可守窮到子孫出門只能輪流穿同一件衣服，這就夠硬骨頭的了。

　　符融：“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葬而已。”不愿受人的資助，寧肯將亡妻沒有棺殮地埋掉，確實有點迂氣，但對財帛上的狷介自持，也確為常人所難能。

　　以上諸人事跡都見于范曄《后漢書》的各人本傳。記載在袁山松《后漢書》和謝承《后漢書》中的范冉(一作范丹)的軼事，更恢宏且富有戲劇性。范曄《后漢書》也有范冉的傳記，《獨行列傳》中說他“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曾被任為萊蕪長，但避不到任。黨錮案迫害名士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糧粒盡，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云(范冉字史云)，釜中生魚范萊蕪。’”那不過是說他耐得窮困，飯甑久空得生灰塵，鍋里滿鍋清水可養魚，而仍言笑如常而已。袁《書》說：

　　“冉去官，當使兒捃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后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敢受。”(見范《書》卷八十一《獨行列傳》注引)

　　窮得叫兒子去拾農家收割后麥田中殘剩的麥粒，揀得五斛該多辛苦。鄰人憐憫他家的艱困，送給一斛；情知范冉清介，不肯白收別人的贈與，特地吩咐孩子不要聲張。可是范冉還是知道了，連自家辛苦拾得的五斛一起奉還，理由是麥子混在一起分不開了。總之，別人的東西一概不取。

　　謝承《后漢書》中所記的一事尤為怪誕，文見于《太平御覽》卷425的引錄。原文較長，現僅述其大意：范冉的妹妹生病，他前去省視，妹妹留他吃飯。因為其妹夫品行不端，范冉向不與之交往，因此，范冉飯后丟下二百錢作為飯錢。妹妹急忙叫人拿錢還給他，范冉推辭不掉，走了幾步，就把錢撒在路上，算是付過了——他在財物上絕不沾人一點便宜。

　　這便是漢末清議名士對金錢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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