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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興庭
建設部日前下發決定，從7月1日起，用3年時間，在全國建立基本規范的建筑勞務分包制度，包工頭將被勞務帶頭人所取代，農民工基本被用工企業直接吸納(《中國青年報》7月6日)。也就是說，在我國建筑勞務市場活躍了20年的包工頭，將在3年內退出歷史舞臺。無論包工頭，還是勞務代表，都只是一個稱呼而已。要擺脫現有的這種“勞資關系”，我想，
遠不是改個名稱那么簡單。
建設部有關人士稱，這將在很大程度上解決農民工工資被拖欠等問題。制度真的會行之有效，還是換湯不換藥？還有待實踐檢驗。
考察包工頭產生的歷史背景和動力源泉，可以發現，做包工頭的，原有的身份往往就是農民工。在從農村走向城市的過程中，有部分農民工由于靈活的頭腦和較廣的人際脈絡，慢慢變成了包工頭。包工頭手下的務工人員與包工頭之間的關系，也由最初的親戚朋友慢慢變成了老鄉以至于老鄉的老鄉。這種社會關系在最初，由于受到親戚朋友、鄉里鄉親的羈束，顯得比較和諧，但用工范圍變得越來越廣后，原有倫理秩序一旦被打破，這個沒有任何依據而組成的“組織”，必然會因為惟利是圖而失去道德底線。
包工頭，作為自然經濟下的產物，在社會化大分工的時代背景下，已經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維持包工頭與農民工之間的誠信，最有效的紐帶是家庭或者以家族、地方為中心的家庭倫理。而現代社會，這種以身份和血緣為紐帶的家庭倫理，在市場經濟時代已經難以產生規模效益。包工頭在由低級包工頭走向高級包工頭轉變的過程中，手下農民工越來越多，他們之間的倫理關系被稀釋甚至不復存在。包工頭不道德、不講良心的事情，再也不像以前那樣，很容易受到親鄰關系的制約和懲罰了。
社會化大生產的社會關系，需要一種市場倫理。所謂市場倫理，相對于家庭倫理而言，按照學者周東華的觀點，它更重視對“契約關系”的處理，這顯然與家庭倫理所著眼的“等級身份關系”完全不同。以包工頭牽頭組成的勞務隊伍，一直是我國建筑勞務的主流群體。施工企業與他們之間一般不簽訂勞動合同，不辦理社保關系，而是由包工頭出面，簽訂內部承包協議，分包勞務工作。也就是說，農民工與施工企業不存在契約關系，而包工頭與農民更不存在什么勞務合同了。這樣一來，維系他們利益的，就只有良心和道德了。
建設部現在決定整頓這種不規范的現象，應是一個利好之舉。但讓勞務帶頭人取代包工頭，是不是就可以一勞永逸呢？包工頭制度的失敗，是因為它建立在家庭倫理的基礎之上，而勞務代表制度，能否跳出這個怪圈呢？我看并不那么容易。不要說現實傳統慣性的存在，而且，各方利益之間的重新配置，也需要新一輪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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