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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興庭
建設部日前下了一個決定，從今年7月1日起，用3年時間，在全國建立基本規范的建筑勞務分包制度，包工頭將被勞務帶頭人所取代，農民工基本被用工企業直接吸納。也就是說，在我國建筑勞務市場活躍了20年的包工頭將在3年內退出歷史舞臺(7月6日《中國青年報》)。
無論是包工頭，還是勞務帶頭人，都只是一個稱呼而已。要擺脫現有的這種“勞資關系”，我想，遠不是改個名稱那么簡單。
考察包工頭產生的歷史背景和動力源泉，可以發現，做包工頭的，他原有的身份往往就是農民工。在從農村走向城市的過程中，有部分農民工由于靈活的頭腦和較廣的人際脈絡而慢慢變成了包工頭。包工頭手下的“務工人員”與包工頭之間的關系，也是由最初的親戚朋友慢慢變成了老鄉以至于老鄉的老鄉。這種社會關系在最初，由于受到親戚朋友、鄉里鄉親的約束，顯得比較和諧，但用工范圍變得越來越廣后，原有的倫理秩序一旦被打破，這個沒有任何契約憑據而組成的“組織”必然會因為唯利是圖而失去道德底線。
包工頭，作為早期建筑市場的產物，在社會化大分工的時代背景下，已經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維持包工頭與農民工之間的誠信，最有效的紐帶是家庭或者以家族、地方為中心的家庭倫理，而現代社會，那種以“身份和血緣”為紐帶的“家庭倫理”在市場經濟時代已經難以產生規模效益。包工頭在由低級包工頭走向高級包工頭轉變的過程中，他手下的農民工越來越多，他們之間倫理關系的稀釋和解構，再加上個人主體性的空前釋放，包工頭不道德、不講良心的事情再也不像以前那樣，很容易受到相應的“懲罰”了。
社會化大生產的社會關系，需要的是一種市場倫理。所謂市場倫理，相對于家庭倫理而言，按照著名學者周東華的觀點，它更重視對“契約關系”的處理,這顯然與家庭倫理所著眼的“等級身份關系”完全不同。以包工頭牽頭組成的勞務隊伍一直是我國建筑勞務的主流群體。但施工企業與他們之間一般不簽訂勞動合同，不辦理社保關系，而是由包工頭出面，簽訂內部承包協議，分包勞務工作。也就是說，農民工與施工企業不存在契約關系，而包工頭與農民更不存在什么勞務合同，這樣一來，維系他們利益的，只是一種“良心”和“道德”。
建設部現在決定整頓這種不規范的現象，是一個利好之舉。但讓勞務帶頭人取代包工頭，是不是就可以一勞永逸呢？“包工頭”制度的失敗是因為它建立在“家庭倫理”的基礎之上，而“勞務帶頭人”制度是否可以跳出這個怪圈呢？我看并不那么容易。拋開現狀的慣性不談，各方利益之間的重新配置也需要新一輪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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